导论

西方人与中国武术世界的冲突

自马可·波罗（Marco Polo）以来的许多世纪中，访问中华帝国的西方旅行家们，从商人到使节，从传教士到军人，在丰富多样的各类中国旅行记中，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几乎从未提及一个武术世界（world of martial arts）或者江湖空间（space of rivers and lakes）的存在。这一点常令我们感到惊讶，但却有充分的理由。因为他们在中国的保护者和朋友，即远比他们更为熟悉中国社会的官员、地方绅士和平民，对此也仅有极其有限的了解。一般的居民对此的认识仅仅局限于某位匿名的“骑士”忽然出现，杀死了某个本地的黑帮头子，或者不知姓名的“采摘花朵的窃贼”（Flower‐Picking Thief）又蹂躏了某位富翁的美丽女儿这样的市井流言；在文人的作品中，曾不时流露出对游侠骑士和“剑仙（Sword‐Immortals）”的向往，但成为帝国官僚的吸引力对他们而言远远大于进入这一领域；在帝国朝廷的正式文告中从未承认这个秘密世界的存在，虽然它谴责其中的许多人是叛乱分子、邪教徒和穷凶极恶的盗匪；帝国的将军们和情报系统的官员或许对此有深刻的了解，但是他们不会对一般居民透露这些不适宜的信息，否则会引起皇帝陛下臣民们的严重不安：整个中华帝国，通过其自身意识形态的透镜来看，是被“上天之子”和儒家哲学的权威所照耀的中央之土，这里不允许存在不受皇权支配的黑暗领域。虽然事实上，这样的领域一直存在着，如同中国道家哲学中的阴与阳，它和儒家意识形态的帝国结构形成对立和互补。但对此，并没有形成一套相应的话语加以描述。对于远离这一领域的人们来说，它是无可名状的黑暗混沌。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西方人在19世纪中期之前从未了解中国社会中除了官员、士大夫和底层民众之外的另一层面。但自从1840年的第一次英华贸易战争后，西方人的势力越来越多地介入中国事务，不可避免地要和这一秘密世界发生冲撞，结果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悲剧性的。

西方人同中国武术世界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始于1853年，当时，刚刚成为通商口岸的上海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外来劳工，他们逐渐将民间的各种秘密社团引入到上海及其周边地区。这些秘密社团的组织者们很快发现这个处于中国政府和西方殖民者之间的地带是他们进行反政府活动的绝佳场所。三合会（天地会的一个分支）的首领刘丽川统一了当地的若干会党，成立了上海小刀会。他们在1853年9月7日发动了起义，攻占了上海及其周边的若干县城，并向此时在帝国南部发动叛乱的太平军政权称臣。对于这些手持小刀、挥舞拳脚的奇特叛军，来自西方的冒险家们最初保持了谨慎的中立。但连年的叛乱严重影响了西方商人在上海的商业利益，并导致各强权的干预。在叛乱开始一年后，法兰西的军舰轰开了上海的城墙，两百多名法军随即攻入上海城，结果他们在遭到惨败后不得不退出上海。这一失败令法国人印象深刻。他们没有再度进攻，而是联合英国和美国的军队围困了上海。不久后，叛军粮食短缺，不得不设法突围，他们在夜间离开了上海，部分被清军和西方国家的军队所杀，另一部分投奔了在南京的太平军，这样就结束了西方人和中国武术世界的第一次碰撞。1

第二次大规模的碰撞发生在1883年—1885年的中法战争期间。天地会（Heaven and Earth Society）的武术家刘永福于1866年在广西组建了一支“黑旗军”（Black Flags），进行反政府活动。不久后，这支军队被迫撤退到越南，在那里他们遭遇了正在入侵越南的法国军队，并不可避免地与后者发生了冲突，这间接导致了中法战争的爆发。战争开始后，刘永福的军队与清朝政府达成和解，并在1885年3月的镇南关战役中决定性地击败了法军。但在几天后的驱骡战役中，即使精锐的黑旗军也在法国人的优势火力下遭到了重创，伤亡超过七千人。此时在巴黎，儒勒·费理（Jules Ferry）内阁的倒台及时阻止了战争形势的逆转，战争最后以对中国相对有利的和约结束。2

更为西方人所熟知的是1899年—1900年的拳民之乱（Boxer Rebellion）。似乎在一夜之间，数以万计的半吊子武术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三个月前还是朴实的乡民——仿佛从地底下钻了出来，挥舞着“消灭洋人”的旗帜，勇敢地向他们所能见到的一切西方人和他们的中国朋友发动了歇斯底里的攻击。这些拳民相信他们的内功和拳术能够保护他们免受西方枪炮的打击，这种狂妄的自信弥漫在中国朝野间，甚至感染了清政府的最高决策者孝钦皇太后。在西方人的武力威胁下她狂妄地向所有的西方国家宣战。不出意外地，这次战争在极短的时间内以八国联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结束。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