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治乱离合

中国史是像《三国演义》的起句:“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因此被今史学家认为循环停滞。但单说版图,就汉唐的比三代更大,明清的又比汉唐的更大,如何可说是停滞?而且西洋像罗马帝国全盛时亦不能统一欧洲,大英帝国全盛时亦不能统一世界,罗马帝国与大英帝国又皆崩溃了即从此不能再合,由此可知华夏的有大一统,及分裂了又能结合,是有他的本领的。

中国史上每次大乱,是因新制度初行时尚带苛性,未能与人生的全面相调和,而还有是因产业地域在扩大中的震动。

西汉亡于王莽的六筦,而六筦其实开端于汉武帝。井田废后,财政惟恃税收,以供朝廷的平时开支尚可,要举办大事则不足,而且财政成了不过是政府的账房,不像井田时的与民间产业为一。秦筑长城,治驰道,造宫殿,所以会引起骚动,即因没有可以代替井田的新财政制度来动员民间经济。汉朝初开时,朝廷自天子以下不能具钧驷,并非民间的财力亦到了山穷水尽,而因井田时的公田与国工国贾已废,新的财政制度却尚未达起,不能“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汉文帝的节俭原是美德,而亦因限于收入,只可如此。景帝时吴楚七国反,朝廷即无法应支这笔军费,井田时有征伐,是井邑出兵甲粮秣,而景帝时良家子从军却要靠举债了。其先汉高祖与项羽战,已是多靠占据了敖仓的积谷,又利用秦朝在关中的贮蓄,而项羽则因军需无出处而败。要到汉武帝,有平准及筦盐铁,来代替井田的征发制,朝廷的财政才又生于民间经济而为其核心,有了新的行动大力。秦开郡县制,汉设六筦制,但郡县制至二世而乱,六筦制亦至王莽而乱,皆因其初时不免辛涩。郡县制的辛涩是到汉朝才去了,六筦制则要到唐朝,才好比七分熟的桃子又红又白一般可爱。

制度虽没有错,但带有苛性即不好,同样的制度可以做来风姿不同的。每次大乱皆不等触及生存问题,甚至不为对制度有何意见,而只是感觉世景雾数,朝廷像银河里的星座晦暗了,民间就要动起刀兵。因为所争的是世景,所以亦没有阶级斗争那样革命的政纲,并非区区农民暴动,而是天下人皆反。而问他们为什么反,却说是“苍天将死,黄天将立”,乃至“三户亡秦”之谣,但若认真封起六国之后,或奉起太平教为国教来,是要碰钉子的。原来那口语童谣亦不过是像“桃之夭夭”,兴也,却并不即是一首桃花诗,底下倒是“之子于归”,天下另有所归。

至于因产业地域在扩大中而起的震动,则如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一体化,上起周朝,下迄宋朝,实经过两千年之久才完成。尚有华北经济自晚唐起另成一规模,至明朝才与中原结合为一体。而珠江流域则自唐宋时已见强大,但至清末民初尚与中原的产业未能相习。在同化过程中的变动,亦是使农业与工商业代代成为新相知,且引发新制度。故汉唐宋明清各有其文明的新姿,各有其划时代的制度,划时代的版图。

周秦皆以黄河流域为王畿,而长江流域迄自成风气,不能与之相安,故秦始皇感觉东南有天子气,而秦末民间起兵,首发难者亦果然是楚人。秦汉两朝,黄河流域的繁盛是得力于通西域的商路。而长江流域亦南方海道渐开启,因为西方有波斯帝国又罗马帝国出现,连印度与中国往来亦一部分走西域陆路,一部分走海上商路,而引起长江流域产业的新活泼。秦惠王时,五丁凿通四川,楚汉之际,赵佗又疆理南粤,而景帝之世,乃有吴楚七国之反。吴王濞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可见当时长江流域工商业的殷盛。西汉末年,王莽因行六筦与纷更币制而乱,亦是长江流域起来了绿林兵。

东汉光武帝建都洛阳,自此即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当初周武王营洛邑,是为照应黄河中下游,而光武帝的东京则是为更就近照应长江流域,以与黄河流域的比重调和。汉朝黄河流域的产业重点仍在陕西,山东一带因距离稍远,每被长江流域所吸动,前次吴王濞反时,即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皆被卷入,所以光武建东京是贤明的。而当时黄河流域的产业基础亦实深厚,且自汉武帝置金城武威张掖酒泉四郡,甘肃新疆很兴旺,皆与陕西的产业相结,所以还吃得住长江流域。及东汉末年,黄河流域发生了大瘟疫,那次大瘟疫是世界性的,从欧洲传来,又经黄巾之乱,产业被破坏极严重,如此它对长江流域的比重才陷于长期失调,要到唐朝才再建。

东汉时是长江流域产业的新地位益益威张,先已有马援征交趾,后更去印度取经的人亦多走南方海道,这海道虽比西域陆路历史浅,却分外见得发育快。那次大瘟疫,长江流域又受害较轻。黄巾之乱,此地亦少波及,东吴但有山贼,荆州且更安静。荆州东连吴会,西控巴蜀,南有潇湘江水交通,联结南方海道,是长江流域的经济中心,又北有汉水,荆州与襄阳合称荆襄,是开向中原经济的大门,所以刘表亦会有一代的名望,而且此后一直是政治军事的重镇。但是长江流域不能就此代替黄河流域为华夏的王畿,三国之时,东吴最繁华,蜀最法严,但气魄仍是曹操这边最大,魏在黄河流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