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田经济的翻新（第2/4页）

中国而且利息低，没有地租而只付低利息，所以地主与商人更不能肆虐。《周礼》郑康成注：民从官贷钱，利息最轻者年仅五厘。又注：王莽时贷以治产者，但计所赢取息，无过岁什一。《史记》里吴楚反时，贵家子从军，向商人贷钱息十倍，即对本对利，这要算最重，后来想是依照汉高祖微时欠酒家钱的办法，索性都不还了。宋朝王安石行青苗法，年息四分，苏轼兄弟反对，说民间利重者亦不过二分，随亦减为二分。这长年二分以后就一直定为最高额，民间借贷与典当都不得超过，称为官利，是官家规定的，典当的伙计称朝奉，即是奉行皇帝的圣旨取息，而许多是还不到一分半。《红楼梦》里贾芸借得醉金刚倪二的银子，自动说愿出重利，亦不过二分。也有豪霸放重利，那是犯法，严嵩及《红楼梦》里宁国府的被抄家，犯条之一即是重利盘剥，连《金瓶梅》里的西门庆亦几乎为此吃官司。西洋人则过去那样痛恶犹太人，可是从来亦不说重利盘剥的犯法。他们是要到产业革命之后才有低利息，中国可是不必经过革命，还比革命得来的更好。

民国以来农村因丝茶衰落，又被洋布侵入，才经济破败而发生高利贷，多是长年二分，但道德与法律皆不给它保障，结果还是倒账的多。高利贷会助成土地兼并，但民国以来事实上远比清末更土地分散，可见亦不像革命者所夸张的真有那样高利贷的浪潮。

明清人的笔记里常有这样的县令，一个是富室来控诉民户欠债不还，县令怒道：朝廷的命官岂是给你做总管，帮你讨债的？不受理。又一个盐商解来挑私盐的农民，县令问同伴有几个？那农民答八人。县令道：别人都跑了你独被捉，乃是你有病，有病尚挑私盐，可见是个不自爱的人！其人说没有病。没有病必是能跑，你试跑给本官看。其人在公堂上跑了几步，县令说再跑！其人跑至门边又回顾，县令说：“跑呀跑呀！”其人遂疾奔出公堂而去。那盐商请示，县令怒道：你要赚钱，难道不许别人吃饭！这真是使地主与商人一点法子亦没有。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原来是非常完备严密的，但总留有空隙余地，所以不伤人，不伤物。

西洋产业革命后，是以火与剑生生割断农民的土地脐带，例如英国毛织物商人劫掠农民的土地都用来牧羊，造成羊吃人的惨剧，然后这班农民才去到城市里做了无产阶级的工人队伍或产业预备军。中国则没有农民被土地缚住的事，西洋会被土地缚住，那是农奴之故。西洋的农民一离开土地就从此回不去了，而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则随时可以回去乡下。中国亦没有西洋那样城市人口过剩与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早先井田时代农与百工商贾生在一起，井田废后的城市亦仍是丘甸县都的十里有庐，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的扩大，虽去田郊渐远，但并非离农业而去了。而农民去到都市，亦多是带有本钱、货色与技艺，因为中国众业生在一起，农民原非单纯的耕田夫，要改业为工商很方便，在乡下是中小自耕农，到城市里便是中小工商业者，并非去做无产阶级。连城市的雇佣劳动者，亦像佃农雇农，都还有他们自己的东西。而地主则大抵同时皆在城市开铺子作场，西洋史上地主转变为资产阶级，如所谓“普鲁士式的道路”，是桩不容易的事，而中国地主则可以参加城市工商业如此顺当，而无须资产阶级化。克鲁泡特金的“田园手工场”，梦想把工厂与人口疏散到田野里，中国则城市与乡村本来生在一起，乡村像荷叶，城市像荷花。

中世纪欧洲有基尔特，例如汉撒同盟，是客籍商人对当地政权的集团自卫，并在同业之间限制竞争。中国亦有行会制度，却不是为对政府自卫，而且不必忧心竞争。中国是市场大。马可波罗记临安户籍有一百六十万家，即或是一百六十万人之误，但那是宋元之际，而同代西洋的大城威尼斯却则有五万人，过去罗马帝国全盛时罗马城亦只三十万人，且罗马与威尼斯都是孤立的，中国则临安这样名城迢递相望，此即是国内市场大。还有通西域及南方海上的贸易，皆沿途兴起新产业，此则是连国外市场亦化为国内的了。市场大即不必竞争，故讲“和气生财”，不像西洋的歌颂海盗。

市场大，生意好，即可以利息轻。古代及中世纪欧洲的利息高到没有标准，是因他们的商业靠冒险去欺诈与抢劫，利润率是天方夜谭里的，商人借钱利息重亦可，赚得来不在乎此，赚不来连本钱丢光，拼一磅肉让债主从他身上割去还债。西洋要到产业革命后才有薄利多卖主义，但中国的买卖则向来正常，商业是“逐什一之利”，或其利倍蓰，亦不过什二之利，这平均利润不但压低了利息，而且保证了工商业现货周转的平稳，不受金融资本的支配。中国史上票庄规模之大，还过于威尼斯银行，连英格兰银行亦只在它与东印度公司结成关系之后才比得上。十三世纪的威尼斯银行是从高利贷出生，十六世纪的英格兰银行是工商业的司令部，而中国的票庄则为盐茶丝及皮货瓷器各业的同行所开设，且一直保持为同行的利益，所以工商业这样繁盛，票庄这样发达，可是货币终不跋扈，唐时“一曲红绡不知数”，宋时“一曲新歌百匹绫”，久久实物与货币并用，此即是有金融而不发生金融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