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四 大漠孤烟落日圆

向草原致敬

第三种历史观

我把最重要的话，放在最前面来说。

这句话就是：一部中国历史，除了二十四史的正史观点之外，除了阶级斗争的学说观点之外，它也许还应当有第三种历史观。

这第三种历史观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也许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互冲突、相互交融从而推动中华文明向前发展的历史。

而这第三种历史观，也许距离真实更近，距离真理更近。

起码来说，它是对第一种历史观和第二种历史观的重要补充。

第一种历史观，即正史观点，是自封建王朝历代修史以来一直延续的观点，又因范文澜先生的倡导，为今人所广泛使用。即夏、商、周、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等这样的传统叙事。这种编史无疑有它的合理性，因为不这样断代，中国历史就会混沌一片。但是，这种省力的断代史也有它的缺憾。

缺憾有二。其一，它忽略了游牧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它以皇城为圆心，然后是农耕文化地区，然后是长城线以外的广大所谓化外地区，它视南蛮、北狄、东夷、西戎等等为边缘。其二，举例说吧，当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只剩下杭州左近的一片残山剩水时，先是金国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接着成吉思汗又横跨欧亚，建立起更大的帝国。但是在我们的编年中，这个可笑的南宋朝廷仍是正统，而对游牧文化所孕育出来的王朝，表现出了许多的怠慢和遗漏。

第二种历史观，即自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以来的阶级学说观点，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为社会主义社会）为断代。

人类的智慧发展到今天，当我们站在长城线上，站在马背民族的角度，来追溯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史时，我们注意到了中华伟大文明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媾而婚所产生的伟大儿子，我们还注意到了，每当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文明难以为继时，于是马蹄声从塞外哒哒响起，从而给衰竭的文明以新的“胡羯之血”（“胡羯之血”为陈寅恪先生语）。

所以我这里提出第三种历史观。

这第三种历史观的说法，不是我的，而是一位叫孟驰北的蒙古族大学者的说法。

虽然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在面对纷纭万状的生活本身所提供给我们的种种昭示中，许多的文化人都曾经走近这个观点，但是，将它概括而出的是孟老先生。

比如一千三百多年以前的诗人杜甫，他曾在他的不朽诗作中，不经意地说出了这样两句话：越鸟巢南枝，胡马倚北风。

吴越地面的鸟儿哟选择向阳的枝头做窝，胡地的马儿哟驾驭着北风奔驰。杜老先生在他的诗句中，已经不经意地说出了支撑起中华文明大厦的这两种形态。

还有当代的诗人周涛，他在一本叫《游牧长城》的书中，面对长城内和长城外，也说出了“中华文明是由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这两部分组成的”这惊人之语。

还有我在《最后一个匈奴》这本书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掉队的匈奴士兵永远地滞留在陕北高原上了，在高高的山顶，麦场旁边，他与吴儿堡的姑娘野合，于是乎，一个生机勃勃的高原种族诞生了：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便带着高原的粗犷和草原的辽阔。

又比如我，这些年来在西域地面像风一样的行走中，当偶尔驻足，面对中国地图时，我突然发现我的行动轨迹，其实是有踪可寻的，尽管我自己茫然不知。这个行动轨迹就是：我其实一直是沿着农耕线和游牧线，或曰定居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线行走的。那么我在寻找什么呢？

人类行进到今天，得出这一个重要思考的概括者和权威诠释者是孟驰北先生。

在2002年秋天乌鲁木齐那个有着梦幻般阳光的午后，我见到了孟驰北老先生。那天饭局上的酒是“黑骏马”。在酒力的作用下，我们谈了很多。正是在这个难忘的场合中，孟老将他用了一生的时间思考出的这个学术成果告诉我。

他是蒙古族王公贵族的后裔，后来流落新疆，1957年的时候曾被打成右派。

在中国广袤的地面上，每一块地域通常都会有两三个这样的人物。他们和那地方的名胜，那地方的美食，那地方的名贵花木一样，成为一种地方性标志。在中国的古语中，将这种人，这种现象叫“地望”。

我是从新疆作家周涛、朱又可嘴里，知道孟驰北这个人的。他们一再提醒我一定要见见他，就像见见哈纳斯湖，见见赛里木湖，见见罗布泊，见见克孜尔千佛洞，见见尼雅精绝女尸一样。

那天我终于见到了孟驰北老先生。我把与他的晤面当作我一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来记忆。我此生注定将会遇到一些重要人物，此次算是一次。那天，酒兴所至，我即席为孟老先生写了“高山仰止”一幅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