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先生学术精神的启发（第2/3页）

二、关于“历史”和“审美”问题

一些学者的文章已经谈到，王瑶先生主张写文学史应当是“历史的”，而不是“诗的”。但我们在王瑶先生的论著中，在气魄很大的历史框架之下，却随处都可发现“诗的”光芒。精到的分析、凝练的概括、机智的阐释，与丰富的材料和严密的逻辑形成了十分有机的配合。使人感到在文学史家王瑶的背后，还有一个诗人的王瑶。王瑶先生自己并没有强调审美的重要性，但他的文字却让我们感到，他具有出色的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力，这种鉴赏力是他构建文学史研究的基础。他没有滥用这种审美能力，而是将它与理性结合起来，互相印证，互相激发，从而达到一个较高的学术境界。

这一点启发我想到，我们的文学研究除了是一门学术、一门科学之外，是不是还应具有一点自身的独特性。文学史研究与思想史、学术史、经济史、政治史研究是不是只具有研究对象的差异？如果那样，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经济系、政治系、社会学系就完全可以合为一个系。我觉得，文学研究界似乎有很久不提审美问题了，似乎在历史研究中，一切对象都是等值的。我们缺乏一个判别作品优劣的标准——哪怕是非常相对的标准。我们对作品的评价与普通读者的评价相距越来越远，我们的学生对作品越来越能侃却不能说出一篇作品为什么好，我们往往用作品的可分析性来代替了作品的可读性。而随着视野的变换，任何一篇作品的可分析性都可以被激活，于是便造成了我们评价文学史作品的标准混乱。翻开一些作品选，人选作品有的是以当时的轰动效应为标准，有的是以今天的可分析性为标准，有的是以审美价值为标准，有的是以文学史价值为标准。比如经常有类似这样的说法，谈到一篇小说为什么好，答曰它是由若干封书信组成的，或者它运用了整章的意识流。运用书信体或意识流就一定是好作品吗？文学史研究当然要注重文学史价值，但如果没有审美价值作基础，那文学史价值又怎么靠得住。经常有这样的现象，一篇作品在问世之时毫无影响，后来被收入作者的某个作品集，今天的某个学者运用某种理论，恰好找到了这篇作品作例证，于是这篇作品便成了佳作。这种概念混乱必须得到纠正。如何纠正？我以为应该重视一下文学史研究者的审美训练。对于年青的研究者来说，研究小说的是不是自己也试着写一点小说，研究诗歌的是不是也试着写一点诗，目的不在创作，而在于增加一点切身的审美体验。除此之外，文学研究者应该忠实于自己的审美感受，不要把自己根本没有感动的作品说得美不胜收，不要为了印证理论而编造自己没有感受到的东西。同时，还要反对审美鉴赏力上的相对主义观点。有人说一部作品可以怎么看都行，怎么说都有理，角度不同，观点不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角度都是等价的，人类的审美结构是具有稳定的共性的。如果一个人在现今的时代硬说贾宝玉真心爱的不是林黛玉而是薛宝钗，说祥林嫂的悲剧在于没有参加红色娘子军，说钱钟书的《围城》一点不幽默，那我们只能说这个人的审美能力不够，根本没必要与他讨论什么角度问题。在今天的文学研究界，角度、理论已经开始过剩，需要的是能够用感性来触摸作品的人。一个好的文学研究者，首先应该是一个好的读者，他应该能够得知不同的读者阅读一段相同文字时不同的反应。不能进入作品的人，只能把文学作品当成其他学科的研究材料。历史的观点应该是文学研究的总体要求，而审美的观点则应是文学研究区别于其他研究的灵魂。读一读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故事新编〉散论》等，更加增强了我的这一想法。借用关于陶渊明《饮酒》诗中一句的不同版本来说，我相信“悠然望南山”的说法，但我更喜欢“悠然见南山”的意境。

三、关于文学研究的深度问题

8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在对研究客体的纵深开掘上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累累硕果，在相当多的领域，可以说已经到了“掘地三尺”的程度。这种成就和趣向造成了一定的学术惯性，在许多年青一代的研究者和学生中间，似乎有一种不言而喻的风气，即竞相以学术研究的“深刻性”为尚。这种“深刻性”表现在努力挖掘和升华文本的形而上意义，努力概括和构建作家的思想体系，努力总结和清理某一文学史现象的嬗变脉络等等。这一学术倾向的积极意义是无疑应该肯定的，但也应看到，过分追求“深刻”也带来了一些弊端。例如不适当地拔高研究对象，看谁研究得“深”，结果失去客观公正性甚至远离材料所提供的可能性。有时为了“深人”和拔高，但材料本身不足以支撑，于是造成滥用新名词新术语新理论，故作高深以饰其浅陋。王瑶先生曾风趣地讽剌这种现象为“性感意识”。对“深刻性”的过分追求，还导致对学术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和一般性问题的忽视、回避和不屑一顾，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害于学术研究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全面均衡地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