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先生学术精神的启发

若论学术传承，王瑶先生是我的“师祖”，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可以说是“高山仰止”。作为一名80年代的北大中文系学生，我有幸不止一次聆听王瑶先生的讲课和讲话，也经常在未名湖边的小路上，看见鹤发童颜的王瑶先生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捏着烟斗，潇洒地骑车而过。但这些并未能缩短我与王瑶先生之间的距离，我在心理上一直觉得他是一位大宗师级的人物，是一种风范的标志。这种感觉有点近于崇拜，但我认为在“有所崇拜”与“无所崇拜”之间不能简单地判定孰是孰非，在一个普遍丧失信仰的时代，也许恰恰是有所崇拜才更接近理性。

所以，要谈王瑶先生的学术精神，我既无资格，也无胆量，许多老一辈学者已经谈得非常全面、非常透辟。我只能在此基础之上谈一点读了这些总结出来的学术精神之后的启发。以下从三方面来表达我的想法。

—、关于学术的“现实关怀”问题

有不少文章和平日的议论中谈到，王瑶先生终生都对政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每天都要在报纸上投入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经常研究政治动态、发表政治见解。有人说他是“不搞政治的政治家”，还有人说他“做学问总带着点逢场作戏的味道”。进一步就推论道：“要是环境好一点，兴趣更专一点，他一定会做出更大的贡献”。言外之意是说，王瑶先生没有做出足够大的贡献，没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学者”，是现实关怀分散了他的精力，影响了他的成就。如果再推论下去，就意味着，要成为大学者，做出大学问，则必须放弃现实关怀；反过来，不放弃现实关怀者，一定成不了大学者，做不出大学问，或者说他的学问和学者身份都是不纯的。

对此，我有一些个人的看法。我认为，一个人到底能做出多大的学问，在根本上制约于他所处的时代。十九世纪的科学家，无论环境多么好，兴趣多么专一，也发明不了电视和计算机。时代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已经暗中划好了学术成就的上限，能够达到或接近那个上限的，就是那个时代的大学者。其次，一个学者的现实关怀对他的学术成就所起的作用是正数还是负数，与他的学术性质有关。文学属于人文科学，在本质上属于“现实关怀”之学，没有现实关怀的文学研究是违背这一学科的本性的，它不应该被提倡、效法，也不会取得真正的成就。如果说有人这样做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那一定是已经离开了文学研究本身而进入了其他学科领域，那自然另当别论。王瑶先生的学术研究时代是4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这半个世纪的中国现实是政治问题压倒一切，王瑶先生所从事的又是文学研究，而且大部分时间是现代文学研究，如果不关注现实风云，他的学术研究可以断言是无法进行的，也无法达到那样的水平。也许有人认为王瑶先生是在不正常的学术氛围之下被迫去关心政治的，我则认为王瑶先生肯定是自觉的，他的现实关怀对他的学术成就所产生的作用毫无疑问是正数。不但《中国新文学史稿》如此，就是公认代表他最高学术功力的《中古文学史论》，也是以他的人间情怀作为最基本的写作底蕴的。从王瑶先生的治学，我想到，作为一名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学人，对于自己的现实关怀，应当理直气壮地肯定，关心政治、关注现实，对于一名文学工作者来说，不应该成为被看不起的理由。我们反对的是把政治与学术混为一谈，反对用学术去图解自己的政治观念或迎合别人的政治观念，反对把政治无条件地凌驾于学术之上。但同样也应该反对把学术无条件地凌驾于一切之上，反对切断学术与现实的一切沟通渠道，反对没有现实意义和价值倾向的所谓“纯学术”。其实，“纯学术”是从来不存在的，某一个时期表面看去十分客观的“纯学术”往往正是无意中迎合了那一时期的政治需求。古今的大学者，不论宋明理学家、乾嘉诸老，还是二十世纪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胡适，都是各有其现实关怀的，这不但没有妨碍他们做出大学问，而且恰恰使他们的学术研究获得了巨大的动力、鲜明的特色以及独立的价值。

总之，我认为现实关怀无害于学术独立，关键在于学者个人是否有足够独立的胆略和能力。一个人如果很容易被现实风云搅乱头脑、干扰学术，那么他即使放弃一切现实关怀，学问恐怕也做不好。王瑶先生就是一个在现实风浪中最大限度地掌稳了学术之舵的出色的学者。现代文学研究界理当为此而骄傲，并为了保持这一骄傲，为了继续掌稳学术之舵而旗帜鲜明地关注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