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故事：别问人生是什么（第3/5页）

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一些熟人见面如同不相识。

文革中住房被换成小的，不敢违抗，于是卖掉四平板车的书，又卖掉一个书桌。

1958年被下放劳动，农民对他表示同情，让他感慨万千，同时反思：自己遭受厄运是自己狂傲不慎所致。

文革中参加劳动，由于喝水不易，养成早饭后喝一杯水，午饭前一大杯，午休后一大杯，晚饭前一大杯，其余时间不喝水的习惯。

年轻时希望自己成为学术大家的希望也终于破灭，开始得过且过。

…………

改革了，开放了，张岱年如同经历了漫长的冬眠，终于开始慢慢地复苏，重新走上学术之路。但年轻时的那份傲气却在岁月的冲刷之下荡然无存，谁还能够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采访结束，老先生和夫人（冯友兰先生的堂妹）下楼来送我们，张老脚踏布鞋，身上穿件蓝呢大衣，这是他1955年置下的家私，但我仔细观察后发现，上面只剩下一粒扣子。

我说了一声“保重”，然后与老人分别，至今未再见面，不知洗澡问题有没有好好地解决。

杨振宁

一个科学家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这不太好下结论。但与杨振宁交谈，却很容易找到一种面对大师的感觉。这恐怕是杨先生所关注的问题和好多有关他的故事，都已超越了科学的范畴。

不太肯下定论，但相信以下这句话是出自杨先生之口：“物理研究到了尽头就是哲学，而哲学研究到了尽头就是宗教。”我想能拥有这份感悟的科学家，关注点当然不会只在科学本身。

1977年1月30日晚，在以杨振宁先生为会长的全美华人协会和美中协会举办的欢迎邓小平副总理的晚宴上，杨振宁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说道：“邓副总理的访问是近代史上一个具有分水岭性质的发展，国际关系从此开始新纪元。”

相信熟悉他的人不会为他讲出这番有穿透力的言语感到惊奇，因为早在1971年，中美关系刚刚解冻，杨振宁先生就成了来华探亲的第一位美籍华人。争得这个第一，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一种夹杂着历史分析后的勇气。

单士元老先生在故宫待了七十多年，成了文化研究方面故宫的守护神，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每天不到故宫转一转，心里就不踏实，现如今，老先生已经过世，不知故宫会不会孤单了些。

在这个世界上，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科学家非常多，但如杨振宁般远远超越科学达到另一个高度的大师并不多。也许话还可以反过来说，也许正是视线超越了科学的范畴，杨先生才在自己的本专业上获得了那么大的成功。

和杨振宁有关的故事中，最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是他和邓稼先的故事。邓稼先是我国的两弹先驱，他和杨振宁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但各自的道路却迥然不同。

七十年代初，当邓稼先告诉杨振宁，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时，杨振宁激动得热泪盈眶，不得不去洗手间整理面容。

当我采访杨振宁先生时，邓稼先已经去世很久，我陪着杨先生和夫人去八宝山为邓稼先扫墓，当然所谓的扫墓只是把骨灰盒从架子上拿下来，然后拂去上面的浮土，但杨振宁先生却做得极其认真，当骨灰盒上的浮士被他细心拂去后，我觉得，拂去的还有历史在他们两人友谊之间制造的距离。

如此密切的一对朋友，却有着两条迥异的人生道路，而赢得的尊敬却是一样的。只不过，杨先生一生都在面对鲜花和掌声，而邓稼先却更多的时候是默默地做事，在人生终了之后才面对永远的尊敬。

不过对于他们两人来说，真正永恒的是友谊。

孙　恂

我们绝大多数人活着，理想如万花筒般复杂变换，而对于有的人来说，能活着，本身便是生命中最大的理想。

在病床上已经躺了三十八年的孙恂就是这样。

十九岁的时候，如花一般的年华刚刚开始就结束了，一种叫做“重症肌无力”的病把她击倒。所有她身边的人们都从医生那儿知道，她这种病最多只能活五年，然而，三十八年过去了，孙恂依然活着，而且越活越好，并开始帮助一些健康的人活得更好。

数字是枯燥的，但枯燥数字的背后，是一种生命中艰难的抗争。

病后九年能顺畅呼吸，十七年后能自由翻身，二十五年后吞咽不太困难，二十七年后能洗衣做饭。

然后用一生去做一件事——活着。

现在的她依然在床和轮椅之间两点一线，每天一包感冒冲剂，因为小小的感冒对于她都是致命的。原来住平房的时候，用四年的时间学会了从房间到大街上晒晒太阳，后来搬到楼房，虽是一楼，但房间到外面的八级台阶，却把她重新困在屋中。打官司，要求落实《残疾人保障法》，赢了，但九年过去了，楼梯依旧，阳光，对于孙恂仍然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