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问之间：把触动珍藏起来（第4/6页）

在省略号后面删掉的是：“将来拆起来方便。”这话让很多人大受刺激。不过实话总不会太过顺耳。

对北京的城市建设，担忧的人绝不只贝聿铭先生一个。建国后从梁思成先生开始，为京城风貌优心忡忡奔走呼号总是前仆后继，可悲哀的是，北京城在人们的奔走中越来越有些四不像。

也因此每当我到其他城市，嘴上夸的是京城的人文风尚，闭口不提建筑特色，因为值得一提的故宫之美，不是咱们这几十年修的。

北京城里的人倒的确是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包容是这个城市的人文品质，但在建筑风格上，没有自己的特色。今天西方风格，明天东方特色，后天来个现代派，找个空档再加上个中西合璧，北京城里的建筑就成了今天的杂乱无章。

用贝先生的话来说，好在规划得不错，将来拆起来方便。从这一点，我们得到了一点儿安慰，毕竟可以把现在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当成过渡期的中转房，也许将来有条件再起来的建筑能使北京的建筑风格统一。

但每一栋楼都是耗费人民币盖起来的，如果今天花的钱起的楼都能立得长久一些，是不是也是一种节省呢？可事已至此，我们又能怎样？

从下棋到规划城市到建设国家，走一步不能看后三步的，都不是好棋手。而在有些城市，我还听到老百姓抱怨：我们这个城市建设是一位领导一条街，每人上台都按自己的喜好搞一个形象工程，结果整个城市在换了几任领导之后，风格各自为政，再也粘不到一块去了。

这么一听，北京还算不错！

被访者：傅聪　著名钢琴家

问：您现在平静了吗？

答：我从来就没有平静过。从来没有。

这是最简短的问答，但在我问和傅聪先生回答的时候都似乎有些艰难。

作出这句回答的傅聪先生优雅地坐在我的对面，嘴里叼着一个非常古典的烟斗，烟雾之中是一丝不苟的发型和很贵族的笑容。

这个简短的回答之后，我们俩似乎都沉默了一下，那短暂的沉默在回忆之中显得非常漫长。

采访之前，傅先生和钢琴在台上，我和众多的听众在台下，那场演出叫“肖邦之夜”，但那一个夜晚实在是属于傅聪的。

然而，整个一场音乐会，在傅聪先生的指下，我听到的都是傅雷、傅聪和肖邦混合后的声音，平常熟悉的那些肖邦旋律，总是时不时地在我脑海中插进三四十年前中国的一些画面和一些狂热的口号，这些感觉让我第一次明白，在现场听音乐的确有听唱片所比拟不了的优势。

当年傅聪游离海外，傅雷夫妇在压力下没能躲开文革的风波，双双自杀，文革间留下一本未来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傅雷家书》和一段傅聪心中永远无法平静的记忆。

万幸的是，傅聪身边还有钢琴陪伴，他告诉我，从1968年到1975年，他完全是一个人过，祖国正发生着文化大革命，父母双双离去；海外漂泊的孤独；感情的重创……可还是有一件事情可以让他逃避：那就是坐到钢琴的前边，然后伸出双手，让音乐响起。

于是我以为，再大的苦难有了音乐的抚慰，并且有三十多年时光的流逝，一切都可以变得平静些。

可三四十年了，傅先生的心里依然还不能平静，那就注定了今生傅先生的内心已不会再有真正的平静。

想起来好笑，问傅聪先生之前我也该先问自己，面对傅雷一家的遭遇和那个奇特的时代背景，我们的内心平静了吗？

答案其实也和傅先生一样，更何况傅先生本人呢？

少有一本书如《傅雷家书》一般在知识分子中流传，在我和妻子结婚后整理各自书籍时，这本书是相同的收藏，而在我的母亲和我爱人的父母那里，这本书也是必备。与其说，我们在这本书中看到的是父子情、一种艺术与为人的修养，不如说还看到一种历史，一种我们彼此用血和泪走过的不堪回首的历史。

采访傅聪的时候，我开始有些担心，因为大师的手因疾病出了些问题，于是我经常祈祷：让大师的手能够健康地和音乐同在。对于傅聪来说，音乐其实是他最重要的宗教，而手则是引领他走进圣殿的路标。一个内心受过重创因而迟迟不能平静的人怎么能缺少音乐的抚慰呢？

问完这个问题，我对傅聪先生的采访已近尾声，最后一个问题我问的是：“您很热爱莫扎特，在很多人眼里，莫扎特是个孩子，特别纯洁，也有人觉得，他的苦难经历其实决定了他最应该是接受别人安慰的，但他却总是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在用最美好的旋律安慰着别人，那莫扎特是你的一个安慰还是你想要达到的一个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