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洪水：多买药少买点棺材（第3/6页）

就在我准备第二天早上《东方时空》如何报道分洪的时候，突然接到台里通知：火速准备，一会儿如果分洪，中央电视台准备进行五个小时的现场直播，你来出任主持人。

接到这个突然的命令，离可能直播的时间还有三个小时，不过近一段时间来，我每天采访的都是和大水有关的内容，加上刚刚采访完钮茂生部长，因此心里比较有底，特殊情况下，反倒没有任何直播前的紧张。

我们准备直播时请一位专家进演播室，大家一致意见，还是请长江三峡大江截流参加直播的专家陶景良。电话打过去，老陶一口答应，我火速把他接到台里，老陶在家里已备好大量资料带了过来。没想到，三峡截流后我们分别，这次又因分洪而聚合。

方案很快拿出，直播准备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用这么短的时间进行这么大规模的直播，中央电视台历史上找不到先例，国际电视史上怕也不多。

只等待是否分洪的最后决定了。

等待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分洪区的代表正好出席了台里的赈灾晚会，晚会结束后，敬一丹发现了他们，就把他们请进了我们的节目，他们的手中捧着装满泥土的罐子，激动地说：“这里是我们最后的泥土。”一句话说得我们百感交集，悲壮的气氛被进一步强化。

还是在不安中等待，走廊里遇见李东生副台长，他问我：“怎么样？”“没问题。”我们擦肩而过，看得出来，作出直播决定之后，李台长心中的压力。

机房里，电脑上“前方记者　孙玉胜”的字幕已经打出，通过电话我们得知，前方的记者都已到位，到达危险的位置，只等直播的开始。CNN等国外媒体得知我们要直播的消息，也纷纷打进电话，要求提供信号。大水，不再只是中国的灾难。

赈灾晚会结束了，仍没有分洪与否的消息。是啊，这个决定太难下了。我们还是等待，为了准备直播，中央电视台这一夜的节目没有中断，破天荒地连续播出着。到了凌晨3点多，我们接到消息，暂不分洪，回家待命，有可能早晨的时候分洪，呼机手机都别关，接到指令立即来台。

我把老陶送回家后，自己也回了家，呼机和手机都放到枕边，等待，使得自己根本无法入睡，直到早上太阳升起，呼机和手机都很平静，这才昏昏地睡去。

而在这一夜，在长江的大堤上，抵抗洪水已不是土堤而是人堤，在这密不透风的人墙面前，太阳从宽阔的江面上升起。也许是畏于中国人不怕死的气势，洪水从这一天开始，慢慢减弱了锋芒，胜利离中国人越来越近了。

直播终于没有进行，我无法想象，一旦分洪令下达，那将是中国人记忆里怎样的五个小时直播，而那五个小时，我们又将在怎样的牵挂和不忍中度过。

一场可以留在电视史册中的直播终于在现实中消失，然而远方灾民的家园却保住了。分洪代表手中拿着的罐子，那其中的泥土不再是故乡最后的泥土。我们幸福和快乐地失去这次直播，并欣慰。然而8月16日到17日那十几个小时，在我们的抗洪记忆中再也无法抹去。

三十而立　立在松花江的江堤上

8月20日是我三十岁的生日，其实在平时，我很少过生日，印象中就是在1985年过了一次比较正式的生日，因为那一年的8月19日我接到了北京广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与其说是第二天过了个生日，不如说是家人想庆贺一下我考上了大学。而在大学期间，虽然宿舍里平时谁过生日，我都会格外地张罗，但是我的生日正好是在暑假，难得同学相聚，一次次也就随意地过去。

可能是三十岁生日有些特别，因此哥哥嫂子和侄儿也都到北京来过暑假，加上早已在北京的妈妈，大家都希望能给我过一个全家团聚的生日。

在松花江的大堤上采访严防死守的解放军军官，在这一次大水中，有一个细节我们是该记住的，用人堤和精神大堤战胜洪水的解放军们，大多是十八九岁的孩子。

但在大水面前，一切都得改变，似乎有预感，8月19日我抽空陪哥哥嫂子侄儿玩了整整一天，晚上把他们送进电影院，自己留在家里。果然接到了时间主任的电话，告诉我，前线需要主持人，希望尽早打点行装，明天就出发到黑龙江。

当时评论部的主持人方宏进已经在长江大堤上，我当然也希望能赶到第一线，黑龙江又是我出生时的故乡，自然责无旁贷。

8月20日晚上，我和同事赶赴机场，向哈尔滨进发。

机场里的情景很有趣，在办手续时，去哈尔滨的人很少，同事和我打趣：现在人们都从灾区往外跑，可能只有记者往里去。大家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