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悲哀的孩子，始终没有长大（第5/15页）

尽管也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作品，但对于有“野心”的诗歌写作来说，光有信心和热情远远不够，还需要对现实生活有足够深入的认识，以及开阔的艺术视野。在随后的两年中，顾城开始有目的地锻炼自己，终于在1979年4月，写下了他被流传最为广泛的诗歌《一代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这首诗，以对“文革”的残酷性的委婉揭露和对个人愿望的无畏袒露并置其中，既是诗歌，又是哲理名句，易于背诵，至今仍然是各种新时期诗歌选本的必选作品。

也是在1979年，顾城读到了北岛、芒克等人创办于1978年12月底的《今天》杂志，惊讶万分，在此之前，他以为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没有人会写这样的诗。在姐姐顾乡的带领下，顾城在《今天》编辑部认识了北岛、芒克等“今天派”诗人，并以“古城”为笔名在1979年秋天出版的《今天》第三期诗专号上发表作品。后来，他们一起被命名为“朦胧诗人”。

现在，有人认为，顾城是在《今天》发表作品后才受到关注的，这与事实不符。在写出《一代人》的前几个月，顾城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影响。1979年3月，北京西城区文化馆创办的《蒲公英》报第三期，在头版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顾城的油印诗集《无名的小花》中的诗作，首印5万份很快销售一空。那一天，顾城特地买了一百份报纸，兴奋地沿街狂奔。

由于反响热烈，《蒲公英》开始分期选载《无名的小花》中的其他诗作。被称为“国刊”的《诗刊》也向顾城伸出橄榄枝，于当年10月发表他的《歌乐山诗组》。

1979年3月中旬，右派平反之后安排在安徽省文联工作的著名诗人公刘读到顾城发表于《蒲公英》上的诗歌后，马上写成《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一文，认为这样的诗歌是新生事物，值得重视。文章完成后，在“地下”广为流传，几经波折，这篇文章才发表在当年10月出版的《星星》复刊号上，随后被1980年《文艺报》一月号转载，并加了编者按。4个月后，谢冕在《光明日报》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由此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朦胧诗大讨论”。

此时的顾城已声名鹊起，受到了更大范围的关注。1980年10月，《诗刊》在北戴河组织了首届“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顾城、梁小斌、张学梦、叶延滨、舒婷、江河、杨牧、徐敬亚、王小妮等17个青年诗人参加。“学习会”结束后，《诗刊》十二月号以“青春诗会”为名推出专号，此后，一年一度的“青春诗会”成为中国诗坛最具影响力的活动品牌，被誉为“诗坛黄埔”。

这一届“青春诗会”历时一个多月，其时间长度和隆重程度堪称空前绝后，艾青、臧克家、田间、贺敬之、蔡其矫、李瑛、冯牧、黄永玉、高莽、袁可嘉等当时在诗歌界最有名望的诗人和理论家都给青年诗人授课。由于当时比较兴奋，也没见过什么大场面，顾城在发言时有些口无遮拦，他说，中国人见面，老问“吃饭了吗”，怎么没人问“你快乐不快乐”啊？第二天早上，有人一见到顾城，就问他：“你忧郁吗？”把顾城弄得哭笑不得。

那次诗会，顾城对诗歌的热爱和对朋友的真诚令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梁小斌回忆，当时的顾城个子不高，笑吟吟的，十分和善。第一次见面时，顾城背着书包，里面全是诗稿，风一吹，稿子满院子乱飞。而徐敬亚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诗会结束前，顾城专门装了一书包的梨送给在场的每个人，以示分离。

这只能算小插曲。在那次诗会上，顾城的另一段发言差一点闯了大祸。顾城谈起了现实与大自然之于诗歌创作的关系，认为政治口号只是一阵风，大自然要长久得多。随后，顾城举了一个例子：以云朵的角度看大地，国徽跟瓢虫身上的花纹没什么两样，甚至还没瓢虫好看。这些话一出口，好几个老诗人当场拂袖而去，唯一留下来的柯岩很严肃地说：你要是我儿子，我现在就给你两嘴巴，你知道那国徽上有多少先烈的鲜血吗！

据第一届“青春诗会”的“班主任”王燕生透露，《诗刊》“青春诗会”专号发表了顾城的《小诗六首》后，很多人不理解，他的一位在大学中文系任主任的朋友指着顾城的《弧线》说，这也是诗吗？什么“鸟儿在疾风中迅速转向”，小孩撒尿难道不是弧线？在随后几年，这首诗引起了更广泛的争论。在张映光撰写的人物印象文章《孙绍振：命运浮沉因诗歌》中，孙绍振回忆道：

1980年，我参加了南宁的诗会。会议即将结束时，会议组织者张炯觉得不够热闹，说叫我“放一炮”。当时顾城刚刚在四川的《星星》上发表了《一代人》、《弧线》，被很多人称为“古怪诗”。我为之做了辩护。没想到，诗会一下变得四分五裂，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说，现在的问题不在古怪诗而在于古怪理论。我回击说，你们说你们读不懂那些诗，还说要对年轻人加强指导。你们既然读不懂凭什么指导人家，凭你们比别人干饭吃得多？凭你们胡子比别人长？这番讲话激怒了很多人。他们说，这家伙说我们是吃干饭的，不行，不能让他溜了。会议因此延期，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