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悲哀的孩子，始终没有长大（第3/15页）

类似的诗歌，在顾城的作品数量不少，比如《风的梦》和《等待黎明》，这两首诗无论长度还是内在的气质，都完全可以和《早晨的花》媲美。

由这些诗歌可以看出，顾城是一个天生的诗人，一个连小学都没读完的少年，如果没有超人的天赋，不可能在中国当代诗歌稳居一席。顾城作诗，依靠的不是社会经验，而是对万物的敏感和与生俱来的才华。无论是从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顾城早年诗选《走了一万一千里路》，还是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顾城的诗》中，想象新奇、语言独特的诗篇，难以计数。

与顾城的诗歌意境一样新奇的是关于顾城的不谙世事。

诗人杨克在《诗歌·1985前后的几个片断》中形象地描述了顾城当年参加漓江诗会的情景：“那时开笔会，二十来岁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带夫人，但是顾城每次都带谢烨，因为他连买个火车票也弄不太明白。顾城跟日常生活有隔膜，会议晚上有卡拉OK什么的，他觉得受不了，只想钻到桌子底下去，他似乎只能跑去森林里面，听那种诸如鸟的叫声、树叶掉下的声音、蚂蚁从地上爬过的声音。顾城发言时眼睛会翻到上面去看屋顶，不看会场。说‘街上走过的女孩像水草，男人都像矿石’，他用这种语言来谈诗。我跟他一起在桂林上街，街边有人卖古钱币，我过去问，这个多少钱？人家会说二十或三十块。顾城一问，人家会说，你们买不起的，走吧，就把我们赶走。”

舒婷在《不堪回首，一辈子为了钱犯愁》中，也提及了不少顾城的趣事。

有一次，顾城收到了一百五十元稿费，非常开心，便跟谢烨一起手拉手，穿过一个大广场和两条街，把钱存到银行里。可是几个小时后他们才发现没钱买菜了，于是两人又手拉手，穿过广场和街道，去银行领了十元钱。事情还没完。第二天早上，他们又发现自行车胎破了，便再次去银行取了十元钱。银行营业员有些不耐烦，半生气半开玩笑地问：“你能不能把下午的十块钱一起领了？”

还有一次在国外，舒婷和顾城、谢烨一起去逛商店，谢烨看到了一个中国制造的小玩具，思乡之情顿生，再加上这个玩具售价不足两美元，很便宜，便想买回去给儿子木耳。顾城不同意，就跟小孩子撒娇一样坐地上，气得谢烨当场流下眼泪。舒婷忙说由她买来送给木耳，顾城才很不好意思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舒婷把顾城的这些表现归结为因为穷惯了，“为钱犯愁”，但从另外的角度看，何尝不表现了顾城对世俗生活没经验的“单纯”？

顾城肯定也意识到自己与世俗格格不入的毛病，因此偶尔也会自嘲一下。1992年6月15日，顾城在伦敦大学举办的“中国现代诗歌讨论会”上发言时，就讲述了他的一次有趣经历：1988年，顾城应邀赴美国讲学三个月。顾城和谢烨去办去美国的签证，办事处的职员问顾城是什么肤色的人种。顾城说：你可以在这一栏里写上“美丽的”。

世俗生活的“弱智”到了艺术世界中，却成为罕见的天才，被万人追捧、仰慕，造物主就是那么神奇。

三

关于顾城、北岛等诗人当年的受欢迎程度，可以举出无数例子作为证明。这里仅举一例。

1986年12月上旬，《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中国·星星诗歌节”，诗歌节还没开始，两千张门票就被一抢而光。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开幕那天，主办方专门安排了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诗人在场上演讲时，不时被台下的“诗人万岁”的呼喊声打断。诗人们演讲结束，大量读者在通道旁等着索要诗人签名，需要警察或纠察队保护才能顺利走出会场。有一次，舒婷甚至被“围困”得根本无法离开会场，最后只好由几个警察架着她，另几个警察在前边开路。

尽管主办方对场面的火爆情况早有心理和人力准备，但后来还是出现了“事故”，一些没弄到票的读者爬窗子进入会场，致使会场秩序大乱。大量听众冲上舞台，要求诗人签名，有的人还把钢笔直接戳在诗人身上。诗人们招架不住，赶忙逃进更衣室，把灯关掉，小偷般地缩在桌子底下。有人推门进来问：“顾城、北岛他们呢？”一个尚未来得及躲藏的诗人急中生智，战战兢兢地用手一指后门口：“从那边溜了。”于是，观众顺着诗人手指的方向潮水般往后门涌去。

活动的主办者之一、时任《星星》副主编的叶延滨2008年7月在接受《中国财经报》记者的采访中，对当时的盛况进行了更详细的描述：

1986年在成都举办的《星星》诗歌节，是中国诗歌热度最高的一个标志了。当时我任副主编，诗刊发起“我最喜爱的10位当代中青年诗人”活动。读者参加投票的信件如雪花般纷至沓来，最后舒婷、北岛、傅天琳、杨牧、顾城、李钢、杨炼、江河、叶文福，还有我10人当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