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悲哀的孩子，始终没有长大（第6/15页）

《刘三姐》的作者黄永刹就反击我说，1958年，困难时期，很多人吃不上饭，《人民日报》登了篇文章说，从树叶中可以提炼出一种小球藻，比猪肉还有营养，这个东西其实是骗人的，现在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在诗歌界又出现了一些小球藻理论家。

南宁会议是一次没有官方色彩的会议，讨论的都是学术问题。但是，一些人将这次会议的内容向上级做了汇报。我的名字也传到很多人的耳朵里。据说，一位老诗人听了后特意给谢冕写了封信，告诉他要与我划清界限。当然遭到谢冕的断然拒绝。

1982年，舒婷、顾城的诗合集《舒婷、顾城抒情诗选》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因为此前舒婷刚刚出版了诗集《双桅船》，不愿意重复发表，因此这本诗合集只收录了她近20首诗歌，顾城的作品占了70％以上。在排版前，顾城主动提出在目录中把署名去掉，并模仿了舒婷的诗风写了几首，使整本诗集看起来更为平衡。由此可见，顾城与舒婷友情之深厚。

《舒婷、顾城抒情诗选》出版后，大受欢迎，连连加印，一时洛阳纸贵。与此相应，一些老诗人和评论家对“朦胧诗”的声讨也逐渐升级，到了1983年，顾城、北岛等人承受的压力几近极限，用顾城的话说，是“几乎失去了发表作品的资格”。在这一年3月举办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颁奖仪式上，以《双桅船》获奖的舒婷只说了一句话：“在中国，写诗为什么这样难？”就泪水横流。曾与顾城一同参加过“青春诗会”的徐敬亚，更是因为在1983年第一期《当代文艺思潮》发表了著名的《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而一再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流毒，在全国范围内被反复批判。

批判到底隆重到什么程度？在张映光《徐敬亚：因诗歌“掘墓”而“殉道”》一文中，徐敬亚回忆道：“1983年新年刚过，发表我文章的刊物还没有印出来，1月10日，按照指示，大型‘讨论’会就在北京召开。不久，长春、兰州、重庆等地也召开了很多会议。随后，对‘三个崛起’乃至朦胧诗的批判开始了。据《朦胧诗论争集》的不完全统计，当年，批评《崛起的诗群》的文章达数百篇之多，总字数应该有几百万字吧。后来，由于当时一位领导将我的文章定性为‘背离了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并亲笔删掉了我名字后面的‘同志’两个字，事情变得异常可怕，在基层，吉林省的‘讨论’力度尤其重大。之后，已经不是‘同志’的我所在的单位领导让我写一篇检讨，我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单位内部的检讨书，但修改多次通过后，我奇怪地发现它突然被正式发表在1984年3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很快，《文艺报》、《诗刊》、《文学研究》等报刊全部进行转载。当我拿到《人民日报》寄来的稿费时，心里感觉非常怪诞。”在那篇题为《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的检讨文章中，徐敬亚承认自己“受当时泛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影响很深，使这种探索和评价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和错误”。据说，直到现在，徐敬亚仍把此事作为他毕生的一大耻辱。

五

1979年7月，23岁的顾城在上海至北京的火车上遇到谢烨，两个人正好坐在一排，于是很自然地攀谈起来。分别时，顾城给谢烨留下了地址。几天后，两人在北京又见了面。谢烨离开北京时，顾城专门去车站相送。

顾城和谢烨最早的两封情书，详细地描写了当年两人相识的过程。

晚上，所有的人都睡了，你在我旁边没有睡，我们是怎么开始谈话的，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你用清楚的北京话回答，眼睛又大又美，深深的像是梦幻的鱼群，鼻线和嘴角有一种金属的光辉，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给你念起诗来，又说起电影又说起遥远的小时候的事。你看着我，回答我，每走一步都有回声。我完全忘记了刚刚几个小时之前我们还很陌生，甚至连一个礼貌的招呼都不能打。现在却能听着你的声音，穿过薄薄的世界走进你的声音，你的目光，走着却又不断回到此刻，我还在看你颈后的最淡的头发。

火车走着，进入早晨，太阳在海河上明晃晃升起来，我好像惊醒了，我站着，我知道此刻正在失去，再过一会儿你将成为永生的幻觉。你还在笑，我对你愤怒起来，我知道世界上有一个你活着，生长着比我更真实。我掏出纸片写下我的住址，车到站了你慢慢收拾行李，人向两边走去，我把地址给你就下了火车。

顾城　1979年7月

你是个怪人，照我爸爸的说法也许是个骗子，你把地址塞在我手里，样子礼貌又满含怒气。为了能去找你，我想了好多理由，我沿着长长的长着白杨树的道路走，轻轻敲了你的门，开门的是你母亲，她好像已经知道了我，就那么注意地看我。你走出来，好像还没睡醒，黑钢笔直接放在口袋里。你不该同我谈哲学，因为衣服上的墨迹惹人发笑，我想提醒你，又发现别的口袋同样有许多墨水的颜色，才知道这是你的习惯。我给你留下地址，还挺傻地告诉你我走的日子，离开那天你去送我，我们什么都没说，我们知道这是开始而不是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