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的黑暗(第4/6页)

目的与手段,到底谁战胜了谁呢?无论对革命者,还是对于革命,这都是富于讽刺意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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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通过插叙,内心独白及分析,展现了主人公鲁巴肖夫的斗争经历,同时也就是革命的历程。在监狱中,他已经把以前对于革命的种种疑虑和质询,推到了一个明确的极限:“第一号的政权洁污了社会国家的理想,甚至像一些中世纪的教皇站污基督教帝国的理想一样。革命的旗帜降了半旗。”显然,他的思想不复切合“逻辑的结论”。通过痛苦的反思,至少通过多少有点近乎自我麻醉的“语法虚构”,他已经能够从抽象的“人类”回到有血有肉的单数,回到良心那里去了。当他知道了自己的下场,知道了生命的最后期限,完全应当而且可以为自己辩护,作一次丹东式的英勇无畏的发言,事实上,他也确曾有过这种念头的诱惑;然而,他放弃了质问充当他谋杀第一号的证人的权利,把燃烧在舌尖的话强咽下去了。最后的发言是出人意外的宁静:

......反对派被打败,摧毁了。如果今天我问自己,“我为什么而死?”我面对的是绝对的空虚。如果一个人死时不后悔,不同党和运动和解的话,那么他的死是没有目的的。因此,在我的最后时刻的门槛上,我向国家,向群众,向全体人民跪下双膝。政治把戏、讨论和阴谋都已结束了。我们在检察官公民要求把我们判处死刑之前,在政治上早已死了。让失败者见鬼去吧,历史已把他们踏为尘埃。法官公民,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辩解:我现在这么做并不容易。虚荣心和残存的自尊心向我低语,叫我默默地去死,什么也不要说;或者以一种高贵的姿态去死,临死唱一曲慷慨的悲歌,把心中的话都兜出来,向你的起诉人挑战。对于一个老叛逆来说,这样做会更容易一些,但是我克服了这一诱惑。至此我的任务已经完成,我已付出了代价,我同历史的账已经结清。请求你宽恕将是嘲笑。我没有别的要说了。

对此,除了看门人瓦西里以为别有深意而有所保留之外,无论持正统派还是反对派立场,都不会完全认同,因为这既没有对犯下的罪过表示忏悔,相反也没有对强加的罪名表示反抗。围绕革命问题所产生的尖锐对抗的事物,通过鲁巴肖夫的最后发言,一切趋于和解。

对于鲁巴肖夫来说,他只能如此。

这是他长达四十年的生命献给了党,熟悉党如同熟悉自己的肌体一样的职业革命家鲁巴肖夫,这是在无限和有限之间不断穿梭往来的思想者鲁巴肖夫,这是身陷绝境而对这境遇有着深刻认知的死刑犯鲁巴肖夫。他只能如此。

他清楚地看到,斗争环境早已改变,即使被看作“反对派”,此刻也被剥夺了公开斗争的合法性。当年创造了“革命”这个神圣名词的老一代革命者,为了废弃权力而梦想掌握权力,为了让人民放弃忍从暴政的习惯而梦想统治人民,如今却到哪里去了呢?“他们的头脑曾经改变了世界的进程,却都吃了一颗子弹。有的在前额,有的在后脖颈。”当他们被为之奋斗的“革命”当成“反革命”,而像自己一样作最后的告别演出的时候,没有一个把被告席变做讲坛,向全世界揭露真相,展示真理,把无耻的控告扔还法官,像法国革命时的丹东那样。他们或者为了逃避肉体的痛苦,或者希望保全脑袋,或者害怕连累家人和朋友,总之因为恐惧而使他们中间最优秀的分子保持了缄默,甚至愿意充当替罪羊。“他们陷在自己的过去中太深了,陷进了他们自己布置的罗网里,根据他们自己的法则,歪曲伦理和歪曲逻辑;他们都是有罪的,尽管不是他们控告自己的罪行。他们没有退路。他们从舞台上走下场是严格地按照他们自己的奇怪游戏规则进行的。”其实,鲁巴肖夫自己不也是这样走下场的吗?

“新一代”已经形成。“新一代”代替了“老一代”,这是一个让人无法接受而又不能不接受的严酷的现实。在审讯中,一直主张用酷刑,最后置鲁巴肖夫于死地的预审官格列金,还有小说最后出场的看门人的女儿,青年工人瓦西里奥夫娜,都是新一代的代表。这是“在洪水以后才开始思想的一代”,“生下来没有脐带的一代”,没有传统,没有过去,没有记忆同旧世界相联系;他们被“伟大的政治策略家”改变成为盲从、粗暴、冷酷的新时代的野蛮人,丧失了道德感,人情味,没有轻松,也没有悲哀。他们只知道保护矗立于社会之上的既成的“堡垒”,并且用这一原则阐释一切,辩解一切。新一代的产生,意味着革命的蜕变是必然的。

但无论是意志消沉的老一代,还是咄咄逼人的新一代,都一样没有爱,没有同情,即鲁巴肖夫的所谓“伦理压舱物”。没有压舱物,革命和革命者就只能被大海无情地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