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的黑暗（第5/6页）

“人民”在哪里?小说写道：“四十年来他们用威胁和允诺，用幻想的恐怖和幻想的酬报把人民赶进沙漠。”沙漠中的人民在小说中演变成为旁听席上的群众，其中的场面，与中国作家鲁迅的小说《药》描写处决革命者的情景十分相似。当被告鲁巴肖夫的审讯快要结束时，关于谋杀党的领袖的罪名的辩护随即引起听众的愤怒的风暴，不断地有人叫喊：“把这些疯狗杀了！”鲁巴肖夫曾经以热切的眼光，在旁听席上寻找一张同情的脸孔，结果，发现那里有的只是冷漠和嘲笑。即使他因此感到寒冷，试图最后一次用自己的话来为自己取暖，也不得不因为倾诉对象的缺席而打掉这个愿望，颓丧地低下头颅。太晚了。鲁巴肖夫发现已经太晚了。“回到原路上去已经太晚了，再次踩在自己的脚印上已经太晚了。说话不能改变任何东西。”

小说引用了拉萨尔剧本《济金根》的话：“没有道路就别给我们指出目标。”然而，目标已经指明，道路却没有找到，甚至根本不可能找到。作者借了鲁巴肖夫的“相对成熟的理论”表明：“每次历史阶段的发展，总是把群众抛在后面，使他们处在相对不成熟的状态，这就有可能和有必要出现某种形式的绝对领袖的领导，而人民往往需要好几代人的时间才能认识到自己用革命的手段所创造的新状态，在此之前，民主政体是不可能的。我们眼前出现的全部恐怖、虚伪和堕落不过是上述这个规律不可避免的看得见的表现。在群众成熟的时候，反对派的责任和作用是诉诸群众。在他们不成熟的时候，只有蛊惑人心者才诉诸‘人民的最高判断'。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对派只有两条路可以抉择:发动政变夺权，而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或者在无声的绝望中听任命运的摆布一一‘默默地去死'。”

鲁巴肖夫和他的同时代人的悲剧，远远超出为中国人所惯于称道的“冤案”范围；疼痛如此广泛，如此深邃，而直达个人心灵。最大的悲剧是心灵的悲剧。当历史无法跨越，时代难以改变，所有有目的的行为都属徒劳的努力，不是走向反面就是返回原处时，意义消解为虚无。凡是声音都没有回应，凡留痕迹处都遭到覆盖，这是本来意义上的死亡。跟生命归于毁灭一样，死亡是可悲哀的，而感受死亡一一死亡不复为人们所记忆，所追究，则是死亡的死亡一一当是更沉重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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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部《中午的黑暗》，是一部关于革命和革命者的沉思录。

在书中，革命否定了革命者，但也通过否定革命者而否定了自身。革命者则否定了革命，肯定革命的目的而否定革命的手段；与此同时，他也否定了自己，肯定自己的现在而否定自己的过去，但最终连现在的自己也给否定掉了。忠诚与背叛，肯定与否定；革命之革命，否定之否定。关于革命，本书一大特点，是完全撇开了对敌斗争，而在自己的队伍内部寻找斗争目标。在某种意义上说，叛徒是比公开的敌人更危险，也更可恶的。问题是:谁是叛徒?谁从根本上背叛了革命?由于第一号长期处于党的正统地位，这样，叛徒的恶名便自然落到了鲁巴肖夫以及所有“反对派”的头上。

作为叛徒，鲁巴肖夫并没有出卖同志，却出卖了自己的良心。作为叛徒，在他的一生中，从来不曾发生过任何投靠敌人一类细节，却也曾以敌人的手段对付自己的同志。虽然，这一切都是组织通过他进行的，是组织的阴谋与叛卖；但是，他毕竟有着不可逃避的个人责任。因为，组织本来就是由无数的个体所构成，而所谓逻辑，也必须经由无数个体的实践而体现。当他一旦做了一贯忠实于党的自己的叛逆，也就是说，一旦良心发现时，必然地要站到党的对立面。然而，在行动上，他没有做出任何有损于党的行为；直到最后判决，他的表现，也同所有革命老一代一样恪守一贯的逻辑。如果说是叛徒，他只是思想的叛徒；这种叛逆的思想，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能够找到可以传播和适宜生长的土壤。我们注意到，当他在思想上叛离了党的原则时，仍然坚持了革命的原则，社会运动的原则，仍然关心人类的命运和文明的变迁。他曾经幻想过，在“大黑暗时代”过去以后的将来，还会有新的政党新的运动兴起；而这个新兴的实体，正是被革命的原则赋予了一种新的精神，把正当的目的和纯洁的手段结合到一起。在他这里，革命的原则优先于党的原则。他可以成为党的叛徒，但始终是一位皈依革命的圣徒，或者说是一位革命的原教旨主义者。

在小说中，鲁巴肖夫充满矛盾，内在世界是丰富的。这种丰富性，与其说得助于作者的艺术想像，毋宁说是复杂的现实斗争所赐更为合适。这是一位特异的叛徒。在苏共大清洗的日子里，不知有多少如此特异的叛徒，也如此一样“默默地去死”，献身于为自己所提前奠基筑就得革命的祭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