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出走或归来

我一定要弄清楚，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一一易卜生《傀儡家庭》

二十世纪曙色大作。

中国。北京。在黑暗的最深处，先觉者呼唤，叫喊，挣扎，与旧物相纠缠。青年运动快刀般切入历史，旋即为党派力量所左右；自此，劳工大众代替了知识者，精神为物质所置换，组织淹没个体，地面的革命战胜了书面的启蒙......

西方的各种思潮，同时通过新文化运动的窄门进入中国；有的化作云烟，有的变作沙泥，其余的成分则结合了传统的力量，衍生为主流政治及其意识形态。

政治来源于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由于文化是多元的，政治是一元的，结果为后者所不容。

政治有弑父情结。

在极权主义时代“无为而治”成了一种政治理想。从本质上说，权力是专制的，强暴的；倘要治者“无为”，除非因自身衰败而沦为弱势集团，否则不会放松控制。

新文化运动的勃兴，明显地同弱势政府的存在有关。

然而，传统是强大的。

几千年是一个恒量，它所指称的实际上不是时间，而是空间，是人类生命原子在当下承受的巨大压力。

传统是别无选择的。于是，反传统成了唯一的选择。

五四运动是一次集体出走事件。

知识者不甘于做黑暗的附庸和牺牲，也不甘于目睹周围的昏睡。这是理想主义者的一群，知识——父辈称作“西学”——赋予他们以自由的信仰，理性，叛逆的勇气和热情。他们必须起来，走开，远离了奴隶生活，那充满血腥和朽腐气味的“铁屋子”。

在古老的语码中，找不到任何足以描述一个觉醒时代的对应物。闪电并非来自云层。那是普罗米修斯之火，是盗来的光耀，娜拉超越了伦理的意义而成为中国现代的象征。

时代的情感内容不容漠视。

关于历史，社会，制度，学者可以拿出事先制做好的各种工具去计量，划分，考证，用逻辑的语言作出各种判断，唯独可以不必理会人类的情绪。情绪是一种充盈的液体，它比僵硬的教条，周密的计划，蒙了面具的戏剧更真实，更富于变化。古人采风，就是采情绪。但当民怨沸腾，便可以感知社会的崩溃；此时，有关政治安定的结论，无论如何的言之凿凿，都不足为据。

集体情绪比集体意识更敏锐地预告着时代的到来。

五四的典型情绪:怀疑与愤怒。

据此，我们说五四时代是革命的时代。

与其说，激进主义是一种信念，一种立场，一种思想一一实践方式，毋宁说是一种特定的情感形式。

由于历史环境的差异，激进主义既可以成为左翼，也可以成为右翼，其表现内容或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新文化运动被称为激进主义，其实并非诬枉；只是它既不同于此前的英国激进派和法国激进党，也不同于此后的德国法西斯，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尚未超出文化的范畴，是精神上的反叛行动。这批文化革命的先驱，力图颠覆个人-民族的奴隶地位，所以不可能不是激进的。

易卜生被斯特林堡称为“欧洲的最愤怒的人”。他在戏剧《布朗德》中，借主人公宣说一种哲学：“全有或全无”；恰如另一位怀疑论者克尔凯郭尔的命题：“非此即彼”。倘要“整体革命”，便要激进主义。

真正革命的行动主义者，决不会平和地讲说“客观”和“克制”除非场外的学者。在一个奴役的国度里，即使人道主义，也会被目为“过激”的。场外与场内不同。场内总是倾斜的，旋转的，满布飞扬的沙粒。

激进主义没有明确的边界，它是相对的。譬如，相对于陈独秀，相对于鲁迅，胡适可以说是保守主义者或温和主义者了罢?然而，他的那些提倡“白话”的文字，在林琴南们看来便是激进得可以；又如鼓吹“人权”的文字，在政府那里，其激进则已到了必须制裁的地步。正因为语意模糊，学者便常常借批评“激进主义”，而唾弃五四的内核。

胡适在推进新文化运动时，可谓“去志已决”；但在检讨自己的历史时，仍然不无惭愧地说，自己的态度太和平了，如果按照他的态度做去，而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探讨与尝试。

有学者批判五四的激进主义，危言其危害之烈，居然延及“文革”。作为历史性事件，“文革”的构成，远比五四运动为复杂。说到激进主义，既有红卫兵的自下而上式的，也有权力者的自上而下式的，未可一概而论。即说红卫兵的激进主义，也不是清一色的。应当承认，其对官僚体制的冲决，自有五四的血脉在。可是，六十年代的革命模仿者，他们的暴力行为，却多的是最古典最保守的流氓主义；从口号到实践，山呼万岁，“誓死捍卫”，明显是封建时代正统意识形态的产物。而这些，与五四运动并无相近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