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俗人生（第3/13页）

然而，从公主对待他们的方式中可以看出，她更多是以一个挑剔的女友的那种忠诚对待两个心仪的男人，而不是名副其实地偏爱这个人的天才，那个人的禀赋。

有多少生前默默无闻的伟大作家因此将珍贵的友谊归功于他们的内心素质和社交魅力！回首往事，我们认为是他们的天才赢得了这些友谊。

总而言之，公主的名字被镌刻在法国文学的黄金桌上。梅里美的整整一卷《致公主的书信》；福楼拜的无数信札、圣伯夫的一卷《星期一丛谈》、《龚古尔日记》中善意而又巧妙的许多篇章都给予公主以最好和最高的评价。

泰纳、勒南，还有其他许多人也是公主的朋友，她晚年在泰纳的《拿破仑·波拿巴》问世之后与泰纳有过争执。泰纳对公主说：

“您务必阅读这本书，请您告诉我您对这本书的看法。”

他把这本书寄给公主。她读到了拿破仑就好像某个雇佣兵队长的那些可怕的独立篇章。翌日，她把自己的名片寄给泰纳，确切地说，是把她的名片放在泰纳夫人家中，她本应去拜访泰纳夫人，名片上写着这些简单的字母：“P.P.C.”（特此告辞的缩写）。这就是她的答复，意即再也不会去她家拜访。

过后不久，她又向曾经对她大名鼎鼎的叔叔恶言相向的这位作家大发雷霆。在场的若斯—玛丽亚·德·埃雷蒂亚134热心地为泰纳辩护，他因此得罪了公主，公主有些冲动地向他证明了她的气恼。

“殿下您大错而特错了。”埃雷蒂亚说，“当您看到我站在一个不在场的朋友一边，甚至不惜与您作对，您应该反过来这样理解，这就证明我忠诚可靠，值得大家信赖，尤其是您。”

公主微笑着同他亲切握手。

公主与她的朋友之间洋溢着一种非常宽松自由的气氛，这一点在他们对“公主”的称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按照礼节，他们应该称呼她：“夫人”。他们不会错过反驳她和顶撞她的机会。因此，人们有点惊奇地在圣伯夫的书中读到这样的句子：“她与她的兄弟——拿破仑亲王——在这一点上十分相像，如果人们可以从观察家的角度倾听他们的谈话。”

难道人们不可以这样做吗？

从细致的观察中获益的只能是公主，即使她无法从中获益又有何妨？Amicus Plato sed magis amica veritas（以柏拉图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

一个艺术家只能为真理服务，对身份地位无所顾忌。他仅仅应该在自己的描绘中考虑到这一点，秉承差异化的原则，比如国籍、种族、环境。一切社会条件都各有其影响，艺术家应该怀着同样的好奇心表现一个王后的举止和一个女裁缝的习惯。

公主与泰纳、圣伯夫发生了争执。另一位法兰西学院院士在他的晚年与公主重归于好。

我想谈谈德·奥马尔公爵。

一八四一年，当公主重返法国时，她受到王室家族令人羡慕的礼遇，她从未忘记自己对王室的亏欠，她在任何时候都从来不允许别人当着她的面谈论或许有损于奥尔良家族的任何事情。

然而，帝国政府的做法就不同了：王族的财产被充公没收，尽管有玛蒂尔德公主和德·汉密尔顿公爵夫人从中周旋。不久，继拿破仑亲王的一次演说之后，人们又回想起德·奥马尔公爵写给公主的那封可怕却又绝妙的书信。

从此以后，公主似乎再也没有见过德·奥马尔公爵。实际上，他们在许多年里生活在彼此相距甚远的地方。继而，时间抹煞了怨恨，而感恩之情却没有因为时间而递减，就这样，这两位天性如此相似的编外亲王公主彼此之间产生了某种相互的倾慕，他们之所以成为人上人只是缘于他们的出身，他不完全是奥尔良家族的同党，而她也不是十足的波拿巴主义者，而他们却拥有相同的朋友，当代伟大的“有识之士”。

几年来，这些人彼此之间再三重复着亲王对公主、公主对亲王的那些客套话。最后，在小仲马的安排下，他们终于有一天在博纳的工作室中会面。

他们已经有四十多年没有见面了。四十多年前，他们既标致又年轻。他们现在依然标致，却不再年轻。

他们先是风情万种地在暗处彼此疏远，谁也不敢指出对方的变化。他们相互之间用恰到好处的语调和极有分寸的感情来表达这些微妙的差别。继之而来的是真正的亲密，这种亲密一直持续到亲王去世为止。

玛蒂尔德公主原本可以嫁给她的堂兄拿破仑皇帝，或她的堂兄俄国沙皇的儿子，如果她愿意的话，然而，她却在二十岁的时候嫁给了德米道夫亲王。

当她以德米道夫王妃的身份抵达俄罗斯时，她的姑父、曾经希望她成为自己媳妇的尼古拉沙皇对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