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03 哥也“不惑”了（第4/6页）

对于慈善，有一颗真心足矣。

蒙上眼睛，才能打出好球

有一次去日本录《勇往直前》，和杨千嬅、金晶在镜头前打高尔夫球。

我们平常打球还可以，但一旦有摄像机对着，连球都挨不着了。

焦虑中，只听旁边接连几声“砰、砰、砰”，清脆利落，个个都是好球。偏头一看，是位戴墨镜的日本老人，年纪大约在八十上下，身手却一点不差。

我请翻译跟他说，能不能教教我。他答应了，随后把墨镜摘下来，我才知道他竟然是个盲人。

老人说，教可以，但要像他一样，先用布把眼睛蒙上。我心想，睁着眼都打不着，还蒙上眼睛？哪知闭上眼睛之后，轻轻一挥杆，“啪”，球触杆的瞬间，手感极好，声音也格外动听。迫不及待把眼罩掀开，看到自己刚刚打出去的球，划出一条漂亮的弧线。

其他人也一样，个个都是好球！

大家兴奋得扔下球杆，问老人家怎么会这样。

老人淡淡一笑：“当你睁着眼睛打球，会对自己要求很高。要求越高，压力越大，越打不好。而当你蒙上眼睛，要求就降到最低，感觉能碰到球就已经很好了。恰恰因为我们放低了要求，甚至根本没有要求，反倒能发挥出最好的状态。”

醍醐灌顶！我们有多少时候在全力奔跑，却没发现已经错了方向？

不禁回想起我得过且过、无甚追求的青年时代。上大学的时候，和央视的赵普同班同宿舍，他的自律一度令我望尘莫及，作息时刻表详细到几点几分，而且一板一眼，对照执行。他当我是最好的哥们儿，才把他的时刻表拿给我看，可我刚看了一眼就开始头疼，心里冒出一句话：自虐至此，毋宁死。

普哥为了自我激励，在租住的破院子门口挂了个牌子“赵公馆”，后来被我偷偷改成了“赵公公”，同学们狂笑。普哥摇头叹息：这小子没一点儿正经。

殊途同归吧？他去了最严谨的央视，我去了最自由的湖南卫视，这是不是也证明了蒙着眼睛打球的道理？只要不走邪路，死耗子多得是！老天爷饿不着瞎猫和瞎麻雀！

我也有过对自己特别苛求的时候，但是除了痛苦，并没带来其他什么。

有那么一年多的时间，由于台里整体大调整，很多主持人，包括我，节目都停了，处于半休息状态。每天的任务就是接送跳跳，陪她玩儿。她上幼儿园了，我就自己坐在院里发呆。

记忆中，从出道那天开始，永远都在忙忙碌碌，东跑西颠，追求人生密度嘛。在湖南卫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数我节目做得多，同时应付五六个栏目几乎是工作常态。所以，忽然清闲下来，找不到存在感了，相当迷茫痛苦。

我相信这只是一个过渡，等到大的方向明确下来，一切都会重新步入正轨。但是对我自己，一个四十岁的男人，未来是否还有机会，是个未知数。

电视人，无论在哪儿，无论在干什么，心里最爱的，永远是电视。

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看看自己身边，何炅和汪涵是中国电视主持界的标杆，我一直都想向他们学习。可是我既比不得老何的青春活泼，永远一张岁月无痕的娃娃脸，带着一群孩子在舞台上蹦蹦跳跳；也比不上老汪的深沉底蕴，既不玩微博也不玩微信，平时交往的多是七十岁以上的老艺术家、老学者，熏染得满身都是学问；更比不了那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说哭就哭说笑就笑，说打滚就打滚说下腰就下腰，欢乐无极限，紧跟时代大潮。

如果说我身上还有点儿《晚间新闻》造就出的风格，也得被时势淘汰了吗？

那时我甚至羡慕台里最普通的实习生，每天打卡上班，从早上八点忙到晚上八点。开车从湖南卫视大楼前路过，也会失落得湿了眼睛。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多愁善感的一面，因为实在不是我的风格。

后来我决定从精神上给自己松绑，放下所谓的自尊和期待。

不是想做事吗？那就去做，别再患得患失。

有一家公司，用极低的价格从各个电视台收购“垃圾节目”，买节目的成本大约100多万，经改装后再打包卖给电视台，一年365期，一家电视台25万，一百家电视台就是2000多万。

他们想请一个主持人把这些节目重新组织、讲述一遍，当新节目卖。这活儿的要领，我当年在《晚间新闻》就已经摸索透了，干起来得心应手。

尽管时不时地，也会冒出一些“虎落平阳”的哀怨，但我会告诉自己，就当是职业生涯中一个新的开始吧。此刻的我，不图名，不图利，图的只是做事而已。人生自古谁无低谷，认真做事，凭本事赚钱，起码不会空虚难过得用吸毒、赌博的方式麻醉自己，或者像很多闲极无聊的人那样闷在家里玩电脑打麻将。要相信老天，给你机会就努力工作，没给你机会那是让你享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