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雏妓哲学家》的后面

刘峰松的《雏妓哲学家》

某一天报纸上登出一则轰动一时的消息，说：

某分局临检，在某旅社抓到一少女“表演”，在场观看者有三名日本人和一位中国人。这位中国人赫然是某地的民政局局长，他当晚以东主的身份招待日本人，因为他还兼营艺品店，看“表演”是业务上的需要。

这位少女因涉嫌妨害风化罪被移送法院，后来裁定交笔者辅导。

笔者辅导过不少这样的少女，但从来没有辅导成功的案例可资窃喜或表功，说来真是惭愧。是笔者担任观护人不认真、不热心、无爱心、无耐心吗？应说——是，否则便找不到责任的归属了。除了观护人有责任外，还有没有可追究的责任人呢，如她自己、她父母、我们的社会等等？从责任的根源来追究，应都逃不了。我们并且可以归纳出一些因素、列出一个表来。可是，纵然知道谁有责任，仍然没有搔着痒处、没有把握要点，仍然无济于事，不能解决问题。

好多无照妓女，都被强制送到斗南“妇女习艺所”，但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据说，她们不怕送法院、不怕送拘留，最怕送斗南。既然是“怕”去，可见那种场所标榜的“技艺训练”，是不受欢迎的。她们不想去、拒绝去，而违背教育基本原理强迫她们去，自然不会有好效果可言。送她们到习艺所原是要救她们脱离火坑，可是她们主观上把习艺所看成更大的火坑，常集体脱逃，岂不是大笑话吗？

这样，笔者的墙外个别辅导方式没有效果，强制性的墙内集体辅导方式也没有效果。这种事如此难办，就不仅仅是谈责任归属所可了结的问题了。

为什么这种事难办？症结在哪里呢？直到笔者承办她的案件，听说她——“钟鼎山林，人各有志”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问题也涉及个人意志自由的问题。

倩倩的脸蛋儿很漂亮，是“胡茵梦型”的（请李敖先生不要笑，这是真的），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是天然美，一个是人工美。但发育未臻完全，扁平的、瘦弱的、没有吸引人的地方，够不上说有征服男人的“本钱”。这种不健康、稚嫩的少女从事色情生涯，给人产生强烈的罪恶感——男人是罪恶的，而社会也是罪恶的。

这一天由她妈妈带来“报到”，由她的叙述里，知道她有一个凄凉身世和一个负担颇重的家庭。谈话的内容如下：

“我小时候，当矿工的父亲死了。母亲为了养育我和两个弟妹，改嫁另一个矿工——就是现在的继父，又与继父生下三个弟妹。我一共有五个年纪小的弟妹。继父年纪大，身体不好，无法在矿场里挣到什么钱。母亲在四脚亭一家鱼罐头厂工作，收入也有限。我们还要付房租，生活是很苦的。从我懂事起到现在，没过过好日子。”

“你和继父处得好吗？”笔者问。

“继父是好好先生，沉默寡言，在家里并没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他不管我的事，没有虐待我或逼迫我。”

“如果你有一份正当的工作，那么，一家三人工作，生活不成问题才对，不是吗？”

“是勉强可以生活下去，但工作难找嘛！”

“你长得漂亮可爱，当店员最合适，找不到这样的工作吗？”

她露出了微笑，显出更可爱的模样。

“我只有小学二年级的程度，连小学毕业证书都没有。现在招收店员都要国中以上毕业才行啊！”

“也可以跟你母亲到鱼工厂工作呀！”

“是去过了，工资太低，没有什么前途。”

“你太小了，到都市里来干这种事，实在不好。”

她低下头，沉默不语。

笔者问她母亲：

“你女儿做的事，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她是挺孝顺的，很乖的，经常拿钱回家；很爱护弟妹，每次回来都带一大堆东西送他们；我以为她有一份好工作，哪里知道……”

她母亲的眼眶都湿了。

“送过多少钱回家？”

“上个月给我两万多块。”

“你不问她做什么事吗？”

“她说在餐厅工作，有薪水、奖金、小费，待遇很好。”

“哪有这回事！”

其实倩倩这样的身世和家庭并没有突出。这种身世、这种家庭，在她住的九份一带，是太普遍了。

追溯历史，我们知道在荷兰、明郑时期，就发现基隆金瓜石、九份一带盛产金矿。曾传说这样一个故事：

自古以来，原住民族——现在的山胞——就守护着金山、金河（基隆河上游）。他们不敢随意捡拾、开采，怕惊动山神、河伯。后来日本人、荷兰人、郑氏手下都先后去开采，原住民阻止不了，只有任由他们去了。结果，日本人被荷兰人赶出台湾，荷兰人被郑成功赶出台湾，而郑成功最后也覆亡了。一个阅历深的“老番”慨叹地说这些人的“逃”和“亡”，都是因为滥采金矿，触怒神明的报应（事载《诸罗县志》）——这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