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温和的建议[1]

大约一小时前，我此刻站立的舞台和你们的座位都还空空荡荡。一小时之后，这里又将空空荡荡。我猜想，在大多数日子里这地方都是空的，空空荡荡是它的自然状态。如果这地方也具有意识，它一定会因为我们的到来而感觉厌恶。这无疑是对我们存在意义的一个极好勾勒；至少对我们这场聚会的意义而言是这样的。无论是什么让我们齐聚一堂，我们都不占据比例上的优势。我们可以沾沾自喜于我们的人数，可就空间意义而言这却是微不足道的。

我想，人们的任何一次聚会莫不如此。但当事情涉及诗歌时，那就另当别论了。首先，诗歌的写作和阅读都是一门原子化的艺术，其社会性远低于音乐或绘画。此外，诗歌显然渴求虚空，比如说，它就始自无穷之虚空。尽管其主要原因仍在于，从历史的角度看，诗歌读者在社会人口中所占比例一直不大。因此我们应该替彼此感到欣慰，哪怕仅仅是因为我们来到这里本身——尽管这看起来全然无足轻重——就是历史的继续，而这座城市里的某些人却认为这历史业已终结^[2]。

在所谓有记录的历史中，诗歌读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从未超过百分之一。这项统计的依据并非任何专项研究，而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精神气候。事实上，这气候之变迁有时还使我们援引的这个数字显得有些奢侈。无论是古希腊还是古罗马，无论是灿烂的文艺复兴时期还是启蒙时期，均未让我们感觉到诗歌的受众人数众多，更不用说是千军万马了，也不曾让我们感叹其读者范围之广泛。

情况始终如此。我们称之为经典作家的那些人，其名声并非源自其同时代人，而是源自其后代。这并不是说，后代就是他们的价值之数量体现。后代只是向他们提供了他们当初本该享有的读者规模，尽管这是事后而为的，颇费周折的。他们的实际处境常常相当逼仄，他们依附于保护人，或是纷纷拥向宫廷，就像如今的诗人纷纷拥向大学。显然，他们不得不寄希望于主顾的慷慨，但同时也旨在获得读者。当识文断字成为少数人的特权时，诗人在哪儿才能为他的诗行找到一只同情的耳朵或一只关注的眼睛呢？权力的位置往往就是文化的位置，况且那里的食物更美味，那里的交际也比包括修道院在内的其他地方更丰富，更温情。

许多个世纪过去了。权力的位置和文化的位置分道扬镳，似乎也不会再走到一起。这当然是你们为民主付出的代价，为民有、民治、民享的规则付出的代价，在这个民族中，依然只有百分之一的人阅读诗歌。如果说一位当代诗人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同行有什么相同之处，那么这首先就是其作品的极小发行量。有人因其性格或许会乐于玩味这一窘境的经典特征，为能承继这一神圣传统而骄傲，或是追随众多先辈的脚步，在对现实的坦然接受中获得一种同等程度的慰藉。将自己与辉煌的过去联系在一起，这样做最能让人获得心理满足，这仅仅是因为，过去之清晰远胜于现在，不用说，也胜于未来。

诗人永远能凭借语言步出困境，这毕竟是他的职业。不过，我在这里要谈的并非诗人的困境；归根结底，诗人并非牺牲者。我在这里要谈的是诗人的受众之窘况，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座的你们之窘况。因为，我这一年的薪水由国会图书馆提供，我以公仆的心态、而非其他的身份接受了这份工作。因此，这个国家的诗歌受众便成了我关心的问题，我这位公仆便觉得现今的百分之一比例是可怕的，不体面的，如果不说这是悲剧性的。这一评估与我的性格无关，也与一位作者因为他的书卖得不好而生的懊恼毫无干系。

在这个国家，任何一位诗人的第一或第二本诗集的标准印数约在两千至一万册之间(我指的仅为商业出版社)。我所知的最近一次人口普查表明，合众国的人口约为两亿五千万。这就是说，一家出版某位作者第一或第二本诗集的标准商业出版社仅在瞄准总人口中的百分之零点零零一。这在我看来是荒谬的。

数世纪以来，妨碍公众接触到诗歌的障碍是印刷品的匮乏和识字水平的限制。如今，这两者实际上均已普及，于是，前面提到的那个比例就再也说不过去了。事实上，即便我们维持百分之一的比例，出版者们印出的诗人诗集也不该是两千至一万册，而应为二百五十万册。我们这个国家能有这么多的诗歌读者吗？我相信，我们有的；事实上，我相信我们的诗歌读者比这还要多得多。究竟有多少，这自然需要进行市场调查，可这恰恰是我们需要回避的。

因为市场调查就其定义而言是有局限的。就像任何社会学调查一样，这需要将人口调查数据划分为不同的组群、阶层和类别。他们假定每一社会组群均具有某些固定特征，据此对他们制定区分对待策略。这样做自然会减少人们的精神食粮，导致他们的智性障碍。他们相信，诗歌市场是面向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的，出版者们仅以这类人为目标读者。蓝领阶层是不会去阅读贺拉斯的，身着工装裤的农民也不会去读蒙塔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