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温和的建议[1]（第4/6页）

进化的目的既非适者的生存，亦非不适者的生存。若是前者，我们便会以阿诺德·施瓦辛格^{[8]为榜样；若是在伦理上更为高调的后者，我们则不得不以伍迪·艾伦[9]为乐。无论你们是否相信，进化的目的就在于美，美比一切东西都更持久，美能派生出真，就因为美是理性和感性之综合。在一位旁观者看来它永远如此，它只能在语言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而这就是诗的作用——它既是语义的，也是语音的，两者都同样根深蒂固。}

就这一领域的积累而言，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超过英语。诞生于英语环境或是融入这一环境，这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种最大的恩赐。剥夺这一语言的使用者充分融入这一环境的权利，这就是一桩人类学罪行，而当今的诗歌传播体系归根结底就是这种犯罪。焚书或是不读书，我并不确知哪种举动更为糟糕，但是我认为，象征性地出版图书介于这两者之间。请原谅我的言辞如此激烈，但是，当我一方面想到诗人们用这一语言写作的大量作品均无人问津，另一方面又意识到令人震惊的人口增长前景，我便会感觉到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文化倒退。我担忧的并非文化，也不是那些伟大的或并不那么伟大的诗人们的作品之命运。令我担忧的是，人类在无法清晰地说出心声、无法表达自我时，掉头诉诸行动。因为，行动的词汇是有限的，就像人的躯体语言十分有限一样，因此，他就注定会采取暴力行为，使用武器而非修饰语来拓展他的词汇。

长话短说，那些可爱的、离奇的陈旧方式该中止了。应该组建全国性的经典和当代诗歌销售网。我认为，这应该由私人企业组建，但应得到国家支持。其目标年龄组应在十五岁以上。重点放在美国经典诗歌上。出版哪些人的哪些作品，这应该由内行的两三个人，亦即两三位诗人来决定。热衷于意识形态争吵的学院派专家应被排斥在外，因为在这一领域，无人享有指点江山的权威，唯一的依据就是趣味。美以及与其相伴的真不应服从任何哲学、政治甚至伦理教条，因为美学就是伦理学之母，而不是相反。如果你们不同意这一点，那么就请你们回忆一下你们恋爱时的情景。

不过也应该记住，社会中总有这样一种倾向，即为每一个时期(通常是一个世纪)指认出一位伟大诗人。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逃避阅读其他诗人的责任，或者是——就这件事而言——为了逃避那位天选诗人，只要你发现他或她的性格并不合乎自己的口味。事实上，在任何一个阶段，在任何一种文学里，都会同时存在好几位同样伟大、同样重要的诗人，他们都能照亮你前行的路。无论人数是多是少，他们归根结底都能被归入各种已知的性格，必然如此，他们之不同便由此而来。他们凭借语言之恩赐来到世上，为了向社会提供一套美学标准的层次体系或色谱，供社会遵循、忽略或关注。他们与其说是榜样，莫如说是精神导师，无论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了——他们若是没有这种意识则更好。社会需要作为整体的他们，如果我提出的计划能得以落实，也不应给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以偏爱。因为在这些高地上并无等级，荣耀应该均等。

我怀疑，社会钟情于一位诗人，是因为较之于好几个人，一个人更易忽略。一个社会若是拥有好几个扮演着世俗圣徒角色的诗人，便会变得更难统治，因为政治家就不得不拿出至少与数位诗人相当的视界高度，更不用说是措辞水平了，而这样的视界高度和措辞水平已经无法再被视作例外。但是，这样一个社会或许会比我们迄今所知的所有社会都更民主。因为，民主的目的并非民主自身，否则便是多余。民主的目的就是民主之启蒙。没有启蒙意义的民主，至多也只是一片治安状况良好的热带雨林，其中还有一位被指定的伟大诗人扮演人猿泰山。

我在这里要谈的是热带雨林，而非人猿泰山。对于一位诗人来说，被人遗忘并非一场了不得的悲剧，这是在所难免的，他能承受。与社会不同，一位好诗人永远拥有未来，就某种意义而言他的诗作就是一份邀请，邀请我们领取未来的样本。关于我们自己，至少可以这样说——这或许也是对于我们的最高赞誉——我们就是罗伯特·弗罗斯特、玛丽安·穆尔^{[10]、华莱士·斯蒂文斯和伊丽莎白·毕晓普的未来，我仅提这么几位……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代人都是未来，更确切地说都是逝去者的未来之组成部分，尤其是逝去诗人的未来之组成部分，因为当我们阅读他们的作品时，我们便能意识到，他们是知道我们的，这些在我们之前出现的诗歌实质上就是我们的基因库。它不需要我们去尊崇，它在召唤我们去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