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第4/8页）

我被这支玫瑰深深打动。

后来遇到美国政治学者Ann，她在莫斯科待了十六年。我以钦敬口吻谈起安娜，Ann迟疑了一下，说：“我为安娜难过，但我并不赞赏她的报道。”

“为什么？”我有点意外。

“因为她的报道中观点太多，”她说，“她总是站在她认为的弱者一方简单地批评。”

我说安娜说她的原则就是“批评是记者唯一的语言”。

她摇头：“这样的报道很难客观。”

我认为她是美国人，不理解俄罗斯的记者要承受什么，“她是在一个那样的环境下，常常被迫害的人很难避免……”

她说：“但这样慢慢会变成你本来反对的人。”

她的话有道理，但我还是不忍心从这个角度去评价安娜，我做不到。朋友们讨论此事，一位是同行，说“她是我们的光荣”。

另一位反对：“说‘我’，不要说‘我们’，你的情感不代表别人的判断。”

这句话真是煞风景，但刺激了我一下。

这位说：“我最反感拿悲壮的感情开玩笑了。”

那位慢悠悠地说：“是么，什么东西是神圣到不能开玩笑的呢？”又刺激了我一下。

贺卫方豆瓣小组关闭后，有位前辈写过一篇长长的博客纪念它，赞美它，文章下面的留言里，有一个署名是这个小组组长的人，他说：“我们的小组里有一部分文章是有建设性的，并不像您说的那样篇篇都是。”这人最后写道：“不要因为一样东西死去就神话它。”

这话硬而清脆，像银针落地。

也是在这一年，丹·拉瑟从CBS辞职。

二〇〇四年美国总统大选前两个月，丹·拉瑟在主持“晚间新闻”时引用了一份一九七二到一九七三年的空军备忘录，暗示布什家族曾伪造小布什的服役记录。

舆论大哗，但最终文件的提供者承认他误导了CBS，丹·拉瑟不得不离开“晚间新闻”，重回“60分钟”当记者，二〇〇六年，他最终离开了工作四十四年的CBS。

我通体寒意——一条新闻有多人把关，为什么是主播辞职？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同行说：“如果这个节目得当年的皮博迪奖，领奖的也是你丹·拉瑟，不是别人。这条新闻惹了麻烦，承担责任的，也必须是你。”

丹·拉瑟说：“质问当权者是我一直的努力，我认为事实本身是存在的。”

我看到“质问”二字，心里咯噔一下。

美国媒体评论说，喜欢挑战权威的嗜好和对“调查性报道”的狂热，使丹·拉瑟在这次失误中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我写了一篇文章，叫《话语权的另一半》，写到了对华侨公司那次采访：“我们也许没有机会采访被指证方，但是有没有对自己获知的一方信息存疑？能不能站在对方立场上向报料人发问？有没有穷尽各种技术要素，体现出尽可能去寻找对对方有利证据的倾向？‘做不到’，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不必做’，却是一个以暴制暴的思维模式。”博客里引了小庄那句话：“一个节目里应该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底下有位读者跟了一句：“过去你觉得只有好人坏人，现在只有好事坏事，将来只有有事无事。”

哎。

福建三明残联为当地老年人安排免费白内障手术，手术外包给一个没有执照的医生，发生医疗事故，导致多人失去视力。我们去前，已经有很多报道，我采访残联负责人，四十多岁，采访了一个多小时，结束后她哭了。

我有点意外，以为怎么着她了。

她说：“之前从来没有人愿意听我把话说完。”

我和老郝对望一眼，没想到是这个反应。

人性的好恶不可避免，去做免费手术的老人都贫穷，坐我对面，穿着带破洞的旧解放鞋，吃饭只能一勺一勺抖抖索索喂在嘴里，青布衣襟上掉着米粒。面对这样的人不可能没有同情。面对造成这个结果的人，也不可能没有愤怒。

只是如果她没说完这一个多小时，没法知道手术的晶体是怎么购买的，怎么出的质量问题，医生从哪里来，定点医院为什么会承包给一个没有执照的人，谁给残联布置的非完成不可的“复明工程”的指标……这个人的背后，隐而未见的复杂因果如同大网，铺向无边。

我依然尊敬并学习法拉奇和安娜，但也开始重新思量采访，她们甘冒枪林弹雨，为一次采访可以倾注生命，性烈如火，同情心极深，但也容易将世界分为掌权者与被侮辱者，将历史的发生归功或归罪于某一个人，容易将好恶凌驾于事实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