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第2/8页）

老彭靠着满墙带子抽烟斗，见我进来，多烫一只杯子泡茶，看都不看我，“怎么啦？”

我嘟嘟囔囔地说领导不让讽刺坏人，以为他会支持我，但他说：“我早想骂你了，沙尘暴那期节目，镜头里你跟着人家走到苦水井口，刚站下就开口问：这水能喝么？”

我说这怎么了。

他小细眼从黑框眼镜上方瞪我：“你爸不是中医么，中医讲望闻问切，你急什么？江湖的事不是非要人性命不可。你能不能先看一看，闻一闻，听听水声，让镜头里的气淌一淌，再问？”

我没话可说，端起桌上那只青釉的日本瓷杯准备喝，他“唉”一声，伸过手把杯里第一遍泡的茶倒了，换上九四年的普洱，“这样喝茶你的舌头才喝得出薄厚。”

“新闻调查”的同事小庄有句话：“电视节目习惯把一个人塑造为好人，另一个是坏人，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小时候看电影，人物出场，小朋友们坐在一地瓜子皮里，最爱问的是：“好人坏人？”冲锋号一吹响，立刻热泪盈眶，对坏人咬牙切齿。

我以为自己不喜欢这模式，实际上除了这个模式，我也不太会别的。

张洁给了我选题的权力，有些题目他想让我采访，但我选择不做，认为有些采访对象臭名昭著，想离他们远点儿。张洁这人宽容，看我一副神色毅然的样子，就作罢。

《凤凰周刊》主编师永刚是我的朋友，说起这事含蓄地提醒我：“新闻记者有责任去记录持任何一种观点的人，评判是观看者自己的事。”我转着手里杯子笑而不语，心想，各有各趣味。

那几年我做节目的趣味是猛题，烈度高，对抗强，要像铜豆大雨，规模大，气势强，大地为之颤动。

阿文被戒毒所卖去卖淫一案，一进办公室，所长拎起暖瓶说“我出去打点热水”，我伸手挽了他一下“不必了”，手指下他胳膊肌肉僵得像铁。

他声称对所有卖人的交易不知情。

“我可以证明你说的都是假话。”同去的记者赵世龙拿支铅笔指着他。

“我不认识他，”所长转向我，脖子上静脉突突跳动，“绝对没见过。”

“你撒谎。”赵世龙半探起身子，“我假扮成人贩子就是跟你交易的，有照片为证。”

坏人暴露，我觉得任务完成了。

节目播出后，一家报纸的英文版要转载此事，编辑给小项打电话问有关细节：“戒毒所从什么时候开始贩卖戒毒女的？前后有多少人被卖？这些人都来自何处？戒毒所贩卖人口的非法收入有多少？这些钱都到哪里去了？这个所的主管单位是谁？为什么没有采访他们？……”

小项说：“哥们，你提的问题太重要了，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啊，但有些问题我们确实没有能力回答。”组织者、戒毒所里的管教当时在警方控制下无法见到，戒毒所贩卖戒毒女的账册、放人单等重要证据被焚烧拍不到，小项说得很坦率，就算有千条万条原因，但“从专业角度这个节目算是失败的。只有一个图像被处理的戒毒女的控诉，一个图像和声音均被处理的知情人的‘泄密’，一个卧底记者，一场激烈的对质与抵赖。‘新闻调查’一以贯之的准确、深刻、平衡原则在这个节目中并不能完全体现”。

雨过地皮湿，没渗人土壤，也不触及根须，龟裂土地上，再强烈的震颤稍后就不见踪影，惩办完个别人，戒毒所换个牌子，我已经转头做另一期节目了。

不过我觉得这没办法，处身的环境决定如此，就像小项说的：“一个饥饿的人，赶紧吃上一顿肉就能活命，这时候你不可能也做不到脍不厌细，只能端上一碗颤巍巍的红烧肉。”

我认为只要掌握的事实并无错漏即可，法拉奇比我激烈多了，而且CBS的著名主播丹·拉瑟说过：“电视就是瞬间，要有戏剧性。”他出道就以挑战尼克松总统著称，对老布什总统的采访几乎演变为一场争吵，从来不讳言自己的立场和情感，“九一一”之后他坐在地上含泪朗诵《美丽的美国》，这些都为他赢得“勇敢无惧”“富于感情”的声名。但总编袁正明审片时提醒我：“不要不能自持，你有时忘了在采访。”

我对袁总说，观众没人批评啊，还挺喜欢，觉得“性情以对”。袁总黑着脸：“你别让观众看出你的喜好来，生活里你怎么样是你的事，上了节目你就不能有这个。”

还对症下药，送我一本《金刚经》，我在心里给他起了个外号，方丈。

小时候看《少林寺》，真讨厌老方丈，他问李连杰：“戒淫欲，汝今能持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