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第5/8页）

法拉奇在“九一一”之后写《愤怒与自豪》，说自己“哭了六天六夜”写下这本书——那不是报道，甚至不是文学，用她的话说是“训诫书”，这篇檄文里用的都是“坏蛋”、“强奸犯”、“蛆虫”这样的字眼。

泪水和愤怒是人之常情，但我慢慢觉得公众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要求是揭示这个世界，不是挥舞拳头站在什么东西的对面。

我到莫斯科。海关排了两个小时都不放行，排在最前面的人从箱子里翻出几盒人参，递给边检小姐，她一笑，熟练地在椅子上一拧身。弯身放进柜台下，每人效仿，盖章放行。机场巴士的玻璃是碎的，但可以清楚地看到路边建筑物外墙上鲜红淋漓的大字：AMERICAN GO AWAY！车上的俄罗斯记者说，光头党有五万人，自命为民族的士兵，攻击不是斯拉夫面孔的外国人，认为他们抢夺了自己的资源：在酒店门口，下车的人群忽然停下来了。前面是五六个光头，穿着短皮夹克和金属鞋头，他们看过来的时候，陪我们的留学生突然转过身去，脸色苍白。他曾受过光头党围攻，如果不是一对老夫妇喝止，“必死无疑”。谁也不说话了，紧紧握住手提箱拉杆，不远处，警察背着手捞一把瓜子闲看着。

第二天我出门，找不到出租车，拦住了一辆破拉达，开起来像犁地一样。头发蓬蓬乱的司机听着重金属音乐，能讲一点英文，唠叨着“还是共产党时代好，有面包吃”。

他猛地一个急转弯，抢在一个大公车前面。

“知道吗？彼得堡每个星期都有有钱人被暗杀。”他看了看我的表情，一笑，露只金牙，“哈，上次那个杀手，只杀人，十五万美金，一点都没动。”

他赞赏地挥一下手：“就是要跟这帮资本家干到底！”

我有点理解了Ann的想法——一个世界如果只按强弱黑白两分，它很有可能只是一个立方体，你把它推倒，另一面朝上，原状存在。

二〇〇九年四月，我去重庆调查。一块土地拍卖，三年不决，工厂因此停产，一些工人写信给我们希望报道，信上按着很多红指印，给我很深的印象。

此事的关键人物叫陈坤志，他被指证操纵土地拍卖。

“他有枪，指着人的头让人签协议。”有人说。这人自称被他拘禁过，人证物证都有。领导知道采访有危险，让我们把手机都换掉，用一次性的卡，说：“不采访他，节目能成立么？”

“基本的证据够了。”编导剑锋说。

“那不采也成，安全第一。”领导说。

其他采访结束，够用了，行李装上了车，飞机过几个小时起飞，我们几个在宾馆坐着，面面相觑，都知道对方心里的话：“采不采陈坤志？”

不采节目也能成立，但是个新闻人，都放不下。

“那就电话采访吧，采完走。”剑锋说。

四点钟，我打了他电话，没有通，我和同事们对视了一下，松了口气，又有点失望：

再拨一遍吧。

嘟的一声响，非常清晰的“喂”。

“我是中央台的记者，采访土地拍卖的事情，想听听你的解释。”

“我在打高尔夫。”他说。

“能见见你么？”我认为他肯定直接挂掉或者说没空。那样我们就可以轻松赶路了，在机场还来得及吃碗米粉。

结果他说“来吧”。

很多人都会奇怪，为什么那么多这样的人居然会接受电视采访，“60分钟”的记者华莱士说过一句话：“因为所有你认为的坏蛋在心里都不认为自己错了。”

采访时，他几乎是得意洋洋地承认了所有的事实，包括操纵拍卖，收了一千七百多万中介费用，但“操纵拍卖”在他看来是一次正当劳动，他甚至自觉有道德感，因为做到了“对出钱的人负责”。至于那些被他拘禁要挟的人，他认为都是想从中多捞一把的脓包，而他拯救了整件事，所有想搞掉他的人只像“苍蝇一样嗡嗡嗡”，都得不了逞。

我们坐在巨大的穹形高尔夫球场边上，他把我当成了一个英雄故事的听众，我怀疑他知不知道正在说出的话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我问过律师了，我做的在法律上没有任何问题”他歪着头，脸上几分得意之色。送我出门的时候，他已经没有顾忌了：“我是公安大学毕业的，我就是要玩法律。”

在后来的调查和审判中，他被判处死缓。

但这事没有完。陈坤志曾对我说过一句话：“这个事件中没有人是正义的，别打着这个旗号，大家都是为了利益。”

我原以为，这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分为被欺凌的弱者和使用暴力的劫掠者。对他提供的信息进行印证后，我才发现，拍卖中被他劫掠的人有些确实不是单纯的受害人，他们最初都是要从中牟利的，而且牟的都不是正常的利益，只不过，在丛林法则下，大鱼吃小鱼，最后被吃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