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探索中国文人

有学者称中国的文人大抵可分为以下五种：入仕途而发济者、入仕途而困惑者、入仕途而遭贬者、入仕途而遁入空门者、不入仕途者。从以上分类可以看出“仕途”是一条主线，似乎没有它，中国的文人就很难划分归类，想是中国的文人寸步离不开政治的影子。但同时我们又发现，完美意义上的“自身健全”是无法获得的，这不仅是因为知识的深邃与躯体的快逸永远处于互为“异化”的状态之中，更重要的是任何历史现实和现实历史中的人格都必然带有一定的局限。

战国时期的爱国诗人屈原，在他的作品《楚辞》和《离骚》中，尽显作者宽阔的胸襟、自尊的人格和高尚的品质；晋朝的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在他的诗作中流露着淡泊名利的文人气质；唐朝诗人李白一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尽显文人本色；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道尽了人生的真谛，生命的意义；郑板桥的“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种视官位如粪土的脍炙人口的名句，至今令人回味。透过他们的笔墨字迹，我们看到的是一副副铮铮铁骨：不畏强权，不畏皇权。

当然历史上也不乏一入仕途，便趋炎附势、低声下气，只懂溜须拍马之类的变节文人；不乏一朝得志便趾高气昂、颐指气使、残害忠良的谄颜媚骨。回顾柳宗元、范仲淹等文学家被权势差遣，几遭贬谪流放、四处飘零的命运，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一种“贬官文化”和“贬官文人”们在远离政治中心和偏废世俗物欲后，用自己的文化人格“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的精神价值。山水是文人真正的老师，而文人是山水真正的知音。许多的文人都会寄情于山水，因为山水的启迪，他们性情清灵，文思泉涌。自然界蕴涵着太多的魅力和深刻的哲理。余秋雨先生曾说他常伫立前人伫立过之处，观察自然与人文环境中去思考前人的情感，领受自然的恩泽，感悟自然界的真谛。在现实生活遭遇挫折以后，一部分人依然孜孜以求地寻找着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重合；一部分人则走向了遁世出家的道路，在道家的道观中寻求羽化升仙，在佛家的寺庙中探索禅语珠玑，以达到精神的安慰，从而形成了中国古老文化的多元。中国文化不但是多种并存的，而且有它独具的奥秘和魅力。同时这也说明了中国文化虽同根同源，但因其信仰和文化传承的途径不同，而使这直抒胸臆的音符迥然有异。

“柔情铁骨基于尊严，出仕隐退皆为国家。”无数的中国文人为国为民，铁骨铮铮又柔情愁肠。挣脱了种种伦理和观念枷锁，恢复了自我的独立人格，焕发出自己独到的文化人格魅力后，他们能否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可惜终究要返回，返回那种烦嚣和喧嚷。”中国，“什么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

余秋雨先生感慨道：“我们对这个世界，知道得还实在太少。无数的未知包围着我们，才使人生保留进取的乐趣”，“我还只是在说湖。还有海，还有……那里会有多少蕴藏呢？简直想也不敢想了。然而，正是这样的世界，这样的国度，这样的多元，这样的无限，才值得活一活”。这些出自肺腑的感叹，正是对生命意义的呼唤，它鼓舞生活在新时代中的人们，面对新时代的发展，该如何肩负起时代的重任，如何去开拓、进取，展现丰富的人生，如何去表现出我们的气质和气概。

数不尽的硬骨头

◎文人不可无傲骨

中国文人长期处于一种多方依附状态，依附权势，依附教条，依附未经自身选择的观念，依附自欺欺人的造型，结果，最难保持尊严。

——《汉堡残稿》

五千年的文明，卷轶浩繁，中国文人占据了太多太重要的地位。他们是中国历史的轴心，也是中国文化的载体。而联系着中国一代文人从古至今的文化情结，是那始于春秋秉承于两汉魏晋归结于明清的中国文人风骨。那些有德无才或是有才无德的人都算不上“文人”。他们受道家和儒家影响最深，常常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清高、才情、理想化、愤世嫉俗和追求完美主义……从很大程度上说，中国文人的这些特点表现了一种高贵的品格，而他们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始终把尊严放在第一位，在精神上他们永远是那么桀骜不驯，在人格上他们永远是那么宁折不弯，似乎天生傲骨。他们的作品，渗透出中国文人特有的浪漫主义的柔情气质和铁骨铮铮的豪迈气概。

傲风而立，傲视群浊的三闾大夫屈原，一身正气，一身傲骨，虽处江湖之远，却依然心忧国势衰微、民生凋敝的楚国。一生傲骨坚挺，不与世同浊，皆因屈原的“方”与“正”。他太出众了，学识渊博，记忆力强，通晓治理国家的道理，熟悉外交辞令。对内同怀王谋划商讨国家大事，发号施令；对外接待宾客，应酬诸侯……虽然怀王“终不悟”，但屈原的“存君兴国”之志从未泯灭。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屈原却无论是否在其位都要谋其政。儒家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屈原则是不管穷达都要兼济天下。“位卑未敢忘忧国”，屈原的爱国之心既不会因个人的荣辱而动摇，也不会随楚国的治乱而改变。对祖国的一片忠心是屈原傲骨的内在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