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中国文化的前身与后事（第11/13页）

近日，在“射雕”当中曾出现的地点——襄阳——要树立起郭靖、黄蓉的雕像，是为新的城市名片。老实说，小时候看这书之时才知道有个襄阳，就像到了嘉兴首先想到的除了粽子之外，想起来的居然是“江南七怪”一样。武侠小说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可谓极大，很多东西是从金庸先生的小说里学来的。

当然，让武侠小说中的人物耸立在襄阳城，这事儿要是不引发争议才是怪事。反对者的理由无外乎什么“虚拟人物不宜”之类的玩意儿，完全忘了丹麦的小美人鱼以及那些神话传说当中的人士。虚拟而又深入人心，正好证明了一种文化现象的成功。最多我们可以说在作者还没千古之前就给他笔下的人物立像有些着急，但为虚拟人物立像并不犯什么忌讳。实际上有时候那些现在看来烜赫一时的人物，他们经常会“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其生命周期还不如郭靖、黄蓉。

关于立像与否就说这么多，城市名片倒是可以说几句。

郭靖、黄蓉以及贯穿着“射雕三部曲”的主题，不知道打算用他们作为城市文化名片的人是否知道？黄蓉的身世比较复杂，父亲黄药师属于那种自我放逐的类型，并没有多少家国之思；郭靖则是梁山好汉的后代，属于最终还是走上了正路的大侠。这个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并不出奇。

金庸是个知识分子，他所在写《射雕英雄传》的时候其实是描写了一场正常的家国之悲，郭靖他们虽然是以武犯禁的侠客，最终会走到与当局合作的这条路上来。这未必是他们所愿意的，但当其他入侵者更为凶残的时候，侠客的目的与当局的目的有共同之处。这在“射雕三部曲”的第二部《神雕侠侣》当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最终奠定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基调。

如果金庸止步于此，他也就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远远说不上“伟大”二字。他伟大的地方在于，可以颠覆掉自己曾经建立的价值系统。在他后期的《天龙八部》、《笑傲江湖》中，不向权力谄媚的价值观固然还是主流，而这个权力到底是不是正当也是受到怀疑的。大侠萧峰出身异族、段誉则是大理王子，在他们心中的正义已经没有多少家国的背景，更多的是超越了国家之后，再看什么是自己能够认可的侠义精神。

只是这种思考往往是以一种归隐或者死亡作为归宿的。在那个或者这个时代里，单纯的侠义是不存在的，他们只能在两难当中进行选择。这种选择的结果，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成为令狐冲，离开所谓的侠义与纷争，找个地方与自己的爱人终老。能有这个结局已经是不错了，比起他们战死在襄阳的前辈来，在白驹过隙的人生里算是有着自己个人的幸福。

武侠小说中的“侠”其实是知识分子自身的一种写照，不过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把批判的武器变成了武器的批判，从而接着给自己的两难处境找一个归宿罢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已然是他们最好的结局，其他都是不堪闻问。借问一句襄阳今日的守城者，你们在立这个雕像的时候，真的明白他们的精神是什么吗？

流放之路，成人之美

说起古代的刑罚，今人看起来似乎是种类繁多、严苛怪诞，这大致无非是古代所谓的“肉刑”留下的印象。去古不远，提起黥面、枭首、绞刑、千刀万剐、五马分尸，人们无不颤栗。这些都是事实，是文明未到的表现。实际上说，古人尚算质朴，其刑虽然在肉刑方面具有原始的残忍，但其他刑罚倒是简单的很。

有宋一朝，除了死刑之外，刑罚大致分为“杖、流、徒”三种，黥面而流者，高也不过三年，流配不过三千里。宋朝是知识分子很喜欢的一个朝代，开国皇帝赵匡胤虽然以一条杆棒打出一片锦绣江山，但也算是个好读书的，据说行军之时也载书而行。就此一点就比现代赌徒高明：现代很多赌徒因“书”“输”同音，家中讳设书房。不知是不是由此而尊重读书人，赵太祖明确对后人说除了谋逆大罪外“不杀大臣”。士人为官而不怕皇帝杀头，恐怕也算是中国几千年间的另类时代了。

对付不太合意的大臣或者失职者，宋朝的常规做法是贬官、流放。唐宋八大家里那几位，基本都遭到过这样的待遇。苏轼“乌台诗案”几乎被上纲上线到谋反的程度，最终也不过是贬抑到了盛产竹子的某地，挂个官衔没啥待遇可言。东坡居士是何等人？“无竹令人俗、无肉令人瘦”，在那里炒笋炖肉的一通忙活，填词作诗之余还带着小妾。按说类似于现今“双规”的处理，当地实权官员是有责任去好好看着这个不安分的人物的。结果当地官员的这个责任变成了尽量照顾他的生活。谁说文人并无力量？东坡居士估计从来没有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感慨，倒是颇有天下无人不识君的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