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 红烛泪 杜鹃血（第2/3页）
她却一刻也没有忘记创作。她把业余时间投入到读书和写作里。她知道她写过的那些演唱作品类属于曲艺，不属纯粹的文学；纯粹的文学作品单指诗歌小说和散文。她已经开始写小说。她的小说习作在西安仅有的两家大报——省报和市报的文艺副刊版上发表，然而在这个大院里几乎没有任何反应。这个大院里人们欣赏的兴奋点聚焦在《保卫延安》、《铜墙铁壁》、《大进军》（胡征）、《草鞋进行曲》（魏钢焰）等作品的高水准上，报纸副刊上几千字的短篇小说很难满足这个大院里的品尝胃口的，甚至进入不了他们的眼角。然而，这些最初创作的作品对王纾却是重要的，标志着她已经从曲艺创作思维转换到小说的艺术方式上来了，紧接着便以短篇小说《大尉》在这个大院里引发了响动。作品刚刚在《延河》杂志发表，首先使热情洋溢激情豪壮的杜鹏程欢呼起来。曾经在《延河》当编辑的词论家王愚，四十多年后依然记得那动人的一幕，他写道：“已经名闻遐迩的著名作家杜鹏程同志，到《延河》编辑部来说，刊物发了一篇好小说《大尉》，可见作协大院人才济济。他当时连用‘难得难得’加以赞赏。”实际上，《大尉》在编辑部审阅过程中早已引起普遍兴奋，赞赏有加。王纾自然被大家刮目相看，这是1957年夏天的事。这篇令大作家杜鹏程等大加赞赏的作品，稍后就被骤然掀起的“反右”的震天声浪淹没了。王纾被打成右派，不在1957年之列，而是在“反右”运动业已结束一年转入“大跃进”的1958年补划的，据说是以牺牲她补足划定右派的比例。王纾为什么会被打成右派，乃至整个“反右”运动，人们现在已经懒得再说什么，这是人们对荒谬的一种最蔑视的不屑。
我是最近才读到《大尉》这篇小说的，距其问世的1957年差不多半个世纪了。小说涉及到战争与人，即人的命运，爱和人性的命题。我惊讶的是在烽火连天的战壕里，自编自演着英雄主义唱段的王纾，坐在高公馆的大院里已经进入战争与人的命题的思考，在上世纪50年代的文坛，应该是一颗独到思维的脑袋。我便自然设想，如果没有“反右”而致使这颗智慧的脑袋中止思考，王纾会有怎样振奋人心的创造都是可以期待的。然而，似春光乍泄，似昙花一现，便就地封喉。
这一年王纾27岁。她经历了整个朝鲜战争。她以自己天赋的智慧和歌喉唱遍了整个西线战区。她以独到的视角和独立的思维刚刚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她戴着一顶“右派”的帽子走向监狱。她已经爬上火车。青年剧作家王烈抱着刚满一岁的儿子在站台上送行。夫妻母子泪眼对着泪眼告别。年过八旬的王烈给我说到这个生离死别的情景时，一瞬间，失掉了平静，声音颤抖。王纾到秦岭深入一个偏僻的山村接受改造。这方山区以麻风病流行而闻名，人们把不幸染病的人撵出村子逐入山野，让其自生自灭，避免传染。王纾发觉晾晒的衣服被人偷走了，就跟踪追去。且不说能否再购买得起新衣，布票在当时是最大的限制。她穷追不舍一直追到杳无人迹的深山，偷衣人钻进一个浅陋的崖洞，她才发现这是个麻风病人，几乎赤裸如野人。她声明不要衣服了，还把身上几个口袋全部翻开，把所有钱币送给那位偷衣服的山民……王纾经历了怎样的肉体和心灵的磨炼，我已不想赘述，因为“反右”和“文革”遭遇灾难的人所倾诉的让人不堪听读的事实，早已“屡见不鲜”了。我的这种心理感受，是前年阅读从维熙老兄《走向混沌》之后发生的生理反应。我在乡下祖居的老屋读这部书的时候，正值关中热死狗的夏天。我读着读着却总是下意识地倒抽冷气，不时闭上眼睛，喉咙噎得咽不下唾液。我本能地钦佩从兄忍受折磨的生理机能，其次才想到关于活下去的精神支撑力的强弱因素。我之后就决定再不看这类书了。我相信自己不会软弱到不敢面对昨天，实在是对心灵刺激太过残忍，单是生理性的心理感觉也承受不住。我在面对与从维熙同样遭遇的同代人王纾的灾难历程时，两年前阅读《走向混沌》的感觉又如黑雾一样弥漫于心。
比起从维熙长达20年的囚狱折磨，王纾还算是幸运的一个。三年之后的1961年，她被摘去了右派帽子，从秦巴山地回到西安。她没有再进那个高公馆大院，那是伤心之地；她到西安市曲艺剧团去了。这不仅是工作单位的变化，而是她重新完成了一次艺术道路的选择。她不再写小说了，《大尉》留给自己也留给文坛一个绝唱。她重新回到曲艺创作的轨道上去了。我作为一个喜欢小说创作的作家，本能地发生深深的遗憾和惋惜，一个已经呈现出天才征象的小说家逃离了。她重新操起京韵大鼓，又是自己创作自己登台演出；她已不单擅长那一只鼓，很快操练熟悉了山东快书、山东琴书、梅花大鼓、河南坠子、陕西快板、陕西快书，如此等等。她一个人创作完成了配合宣传中心的几个专场的多种曲艺节目，诸如《焦裕禄》、《欧阳海》、《雷锋》、《刑场上的婚礼》等。她在这一时期的曲艺创作呈巅峰状态。我看到她的创作天赋、演出天赋的同时，自然想到她的创作和演出的激情。且不说单篇零星创作，即如这四个专场的人物，都是上世纪60年代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王纾在很短的时间里配合党的宣传中心及时拿出一个又一个专场，我便想到她对英雄她对革命的激情来自精神和心灵深处，绝不会是在闭塞的山村的惩罚性劳动改造所能发生的，我便想到戴在她曾经戴过军帽的头上的右派帽子，当为一种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