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 红烛泪 杜鹃血

　　为一位素昧平生只在照片上领略其风采的女作家作文说话的时候，我的心情颇不平静。昨天下午，我和她年过八旬的丈夫、剧作家王烈先生晤面，就在她和王烈曾经度过晚年时光的文艺家大厦的住宅里。我听着尽管有点耳背精神却依然健旺的王烈先生说她的往事，心情就波动起来了；尽管王烈叙说的口吻很平和，即使说到某些令人痛心令人发瘆的事情时，也基本保持着一种善良诚朴的平静，我反而在这种平静的叙述里感受到一种冲击。我就有点遗憾，有点懊悔，竟然没有机会和她结识：我和她都生活在西安，几十年了，却未能见上一面，以至在她谢世五年后，才得以从王烈的叙说里认识她了解她，才来写这篇追念她的文字。

　　她叫王纾。

　　王纾是一位作家，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我在陕西文学界大约有近30年的过程，一直都未听到过这个名字；然而，她的知名度却远非小小文坛几个名家所可比照：稍有点年岁的当代人大约都看过由巴金的短篇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这部电影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播放过几十年，可以说家喻户晓人人都耳熟能详。凡看过这部电影的人，也肯定不会忘记那个在硝烟弥漫血肉飞迸的抗美援朝战场唱着京韵大鼓的漂亮的女文工团员王芳。这个飒爽英姿的女战士的原生活模特就是女文工团员王纾：尽管我不可能从巴金老先生那里取得考证，却也绝非臆测。巴金到朝鲜慰问和深入战地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就和文工团员们吃住在一起：文工团中的团员各怀演艺绝技，能唱京韵大鼓的却只有王纾一个。王纾不单擅长演唱技艺，而且会编创唱词唱段，她把朝鲜战场上我军战士的英雄事迹随时编写成京韵大鼓唱词，到连队、到病房、到弹雨炮火纷飞的战壕里去演唱，直接鼓舞着那些志愿军战士。王纾原籍北京，一口纯正的京腔，十足传神的京韵鼓调，成为志愿军指战员心中一只美丽的百灵鸟。想想看，有哪位名家能拥有《英雄儿女》电影里那位叫做王芳的女志愿军战士数以亿计的观众呢。作为艺术形象的王芳存储在起码两三代人的记忆里，而生活原型的王纾却在天才乍现之后被打成右派，跌入灾难的深渊。

　　王纾从朝鲜光荣归来，进入西安建国路作家协会的大院，即我现在生活和工作的这个院子。这是建成于上世纪30年代初的一个深宅大院，连续四进或五进砖木结构的四合院，青砖从前门一直铺到后门，院里有蜡梅白玉兰紫槿等当时颇为稀罕的名贵花木，主人是国军高级将领高桂滋，人称高公馆，南隔一条金家巷与规模更宏大建筑更讲究的张学良公馆相毗邻。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曾在前院议事厅的东耳房套间里，度过了也许是他人生最难熬的三个夜晚，签订了“双十二协定”。解放后，起义有功的高桂滋将军成为新生的人民政府的领导干部，毫不犹豫地将自家的公馆捐献给人民政府了。刚刚成立的西北文联和稍后成立的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机关，被安排到这个舒适优雅的大院，正应合着作家艺术家的性气和情调：这个院子一下子拥进来一批由延安和各解放区汇聚而来的大作家大诗人，开口闭口都是“主题、结构、人物”，少不了“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的争论，把昔日卫兵把门，警卫森严的军政要员出入的神秘大院，酝酿出一派神圣而又呈另一种神秘的气氛：由延安到西安的早已蜚声国内文坛的诗人柯仲平，跟着刘伯承、邓小平二野转战的诗人胡征，刚刚以《保卫延安》震撼新中国文坛的青年作家杜鹏程，已经出版两部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同样声名赫赫的作家柳青，诗人魏钢焰，文艺理论家胡采，以及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王汶石、余念、李若冰，理论家王愚，等等。王纾在朝鲜停战后回到她的十九军驻地西安，1955年退役后安排到刚刚成立一年的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工作，进入了大家云集的这个大院。我猜想，曾经先后两次获得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军功章，在朝鲜战地和在国内慰问演出中多次获奖的王纾，之所以高兴到这个只适宜作家生存、创造、发展的大院来，恐怕也是那根对文字尤为敏感尤为钟情的神经。她到来时，这个以大行政区——西北局设立的作家协会，刚刚成立一年，凭她在朝鲜战场编创的尽管数量很大尽管深受欢迎尽管获奖立功的各种演唱曲艺作品，还是不能成为专业作家的资本，她是作为为作家服务的行政工作人员，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却也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做着事无巨细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