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文·希普曼在丁香园咖啡馆

从我发现西尔维亚·比奇的图书馆那天起，我读了屠格涅夫的全部作品，读了已出版的果戈理作品的英译本、康斯坦斯·加内特翻译的托尔斯泰小说以及契诃夫作品的英译本。我们来到巴黎以前，在多伦多有人跟我说过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是个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甚至可说是个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可是读过契诃夫以后再试着去读她，就像在听一个年轻的老处女精心编造的故事了，而相比之下，另一位的作品却是出于一个善于表达而洞察人生的内科医生、同时是一位朴实无华的作家之手。曼斯菲尔德像一杯淡啤酒。还不如喝白开水的好。可是契诃夫不是白开水，除了像水一般明澈这一点。有一些短篇似乎就像是新闻报道。可是也有一些是绝妙的佳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有些东西可信也有些不可信，但是有些作品写得那么真实，你读着读着会改变你；脆弱和疯狂、邪恶和圣洁以及赌博的疯狂性，都摆在那里由你去了解，就像你在屠格涅夫的作品中了解那些如画的风景和大路，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了解部队的调动、地形、军官、士兵和战斗等等。托尔斯泰使斯蒂芬·克兰那部写美国内战的作品〔1〕变得仿佛是出于一个从未经历过战争、只读过一些我曾在我祖父母屋子里看过的战役记录和编年史并且看过那些布雷迪〔2〕拍摄的照片的患病小孩的才气横溢的想象而已。我在读到司汤达的《巴马修道院》之前，从未读过有关战争的真实描述，除非是在托尔斯泰的作品里，而司汤达关于滑铁卢战役的精彩的记述是这部颇为沉闷的小说中一个出乎意外的片段。发现了这个文学作品的新世界，在一个像巴黎这样有很好的适于工作的生活方式的城市里，不管你是多么穷，你总有时间可以读书，就像拥有了一个给予你的大宝库。你出外旅行时，也能把你这宝藏带在身边，我们到了瑞士和意大利，住在山区，直到我们在奥地利的福拉尔贝格州高地上的山谷里发现了施伦斯，那里总是有许多书籍，这样你就生活在你发现的这个新世界里，那里有雪、森林、冰川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冬天的问题，而在白天你待在那村子中鸽子旅馆的高高庇护所中，到夜晚你可以生活在俄罗斯作家们给你的另一个奇妙的世界里。起初是俄罗斯作家；接着是所有其他作家。但是很长一段时间读的是俄罗斯作家。

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埃兹拉从阿拉戈林荫大道的球场上打了网球一同走回家去，他邀我上他的工作室去喝一杯，路上我问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底是怎么看的。

“老实告诉你，海姆，”埃兹拉说，“我还从没读过罗宋人的作品。”

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而埃兹拉再没有在口头上给我任何其他说法，但是我感到非常难过，因为他正是我当时最喜爱最信任的评论家，他深信mot juste——就是说要使用唯一正确的词儿——他教会我不要信赖使用形容词，正如我后来学会在某些情况下不要信赖某些人那样；而我正想听听他对一个几乎从没用过贴切的词儿然而有时却能做到别人几乎无法做到的使他笔下的人物活龙活现的作家的意见。

“集中精力读法国作品吧，”埃兹拉说。“你可以从那方面学到很多东西。”

“这我知道，”我说。“我可以从各方面学到很多东西。”

后来我从埃兹拉的工作室出来，沿着大街走回锯木厂，从两旁高楼夹道的大街望去，望到大街尽头的空旷处，那里可以看到有些光秃的树木，后面遥遥可见比利埃舞厅的门面，就在宽阔的圣米歇尔林荫大道的对面。我终于推开院门走进去，经过堆放着的新锯好的木材，把我那放在夹子里的网球拍搁在通向楼阁顶层的楼梯旁。我向楼上呼喊，但是没有人在家。

“太太出去了，保姆跟宝宝也出去了，”锯木厂老板娘告诉我。她是个很难弄的女人，长得过分肥胖，一头黄铜色的头发，我向她道了谢。

“有个年轻人来找过你，”她说，她用jeune homme（年轻人）而不用monsieur（先生）。“他说会在丁香园等你。”

“真是多谢你了，”我说。“要是我太太回家来，请告诉她我在丁香园。”

“她跟朋友们一起出去了，”老板娘说，把紫色的晨衣裹住身子，趿着高跟拖鞋，走进她自己的领地的门洞，没有随手关门。

我在两旁高耸着沾有条条点点污迹的刷过白粉的房屋的大街上向前走去，在开阔的向阳的街口向右转弯，走进幽暗中有缕缕阳光的丁香园咖啡馆。

那里没有我熟识的人，我便走到外面的平台上，发现埃文·希普曼〔3〕正在等我。他是一位很好的诗人，他懂得并且喜欢赛马、写作和绘画。他站起身来，只见他身材高高的，脸色苍白，两颊瘦削，他的白衬衫领口很脏而且有些破损，领带打得很端正，一身又旧又皱的灰色西服，他沾污的手指比头发还黑，指甲中有污垢，带着可亲的表示歉意的微笑，但不让嘴张大，免得露出一口坏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