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邪恶的特工人员

埃兹拉离开乡村圣母院路去拉巴洛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海姆，我要你保管好这瓶鸦片，要等邓宁需要时才给他。”

那是一只装冷霜的大口瓶，我旋开盖子一看，里面的东西黑糊糊、黏稠稠的，有一股生鸦片烟的气味。埃兹拉是从一个印度族长手里买来的，他说，就在意大利人林荫大道附近的歌剧院大街上，价钱很贵。我想，那准是从那历史悠久的“小不点酒吧”来的，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逃兵和毒品贩卖者们的聚集之所。小不点是个非常狭小的酒吧，门面上涂着红色的油漆，在意大利人路上，不比一条过道宽多少。有一个时期，它曾有道后门通巴黎的下水道，从那儿据说能直通那些地下墓穴。邓宁全名为拉尔夫·契弗·邓宁〔1〕，是个诗人，他抽了鸦片能忘掉吃饭。他抽得过多时只愿喝牛奶，他用三行诗节体〔2〕写诗，这博得了埃兹拉的好感，并且看出了他诗作中的优点。他的住处和埃兹拉的工作室同在一个院子里，而埃兹拉在离开巴黎前几星期邓宁濒危之际曾叫我去帮助他。

“邓宁快要死了，”埃兹拉的短简上这样写着。“请立即前来。”

邓宁躺在床垫上，看起来像一具骷髅，他无疑早晚会死于营养不足，但是我终于使埃兹拉相信很少有人会在用简短的警句说话时死去，而且我从未听说过有人在用三行诗节这种诗体说话时死去的，这我认为连但丁也做不到。埃兹拉说他不是在用三行诗节讲话，我就说那或许只是听起来像三行诗节，因为他派人把我叫去时我还没睡醒。最后，陪了邓宁一夜等待死亡来临后，只好把这事交给一位医生来处理了，于是邓宁被送往一家私人诊所去戒毒。埃兹拉保证代他付账并征集了一批我不认识的爱好邓宁的诗歌的人来帮助他，只把在真正紧急关头给邓宁送去鸦片的任务留给了我。这是埃兹拉交给我的一项神圣职责，但愿我能不辜负所托，决定什么时候才是真正的紧急关头。有个星期日早晨，紧急关头来了，埃兹拉寓所的看门人来到锯木场，朝着楼上那扇敞开着的窗子，我这时正在窗前研究赛马表，她高声叫道：“Monsieur Dunning est monté surle toit et refuse catégoriquement de descendre.〔3〕”

邓宁爬上了工作室的屋顶并断然拒绝下来，这似乎的确是一个紧急关头，我就找出了那瓶鸦片，陪那看门人顺着大街走去，她是个身材矮小、热情认真的女人，被眼前这情况弄得非常激动。

“先生带了要用的东西吗？”她问我。

“当然带了，”我说。“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庞德先生什么都想到了，”她说。“他真是仁慈的化身。”

“他的确是这样，”我说。“所以我没有一天不想念他。”

“但愿邓宁先生能通情达理。”

“我带了能吸引他的东西，”我安她的心说。

我们赶到工作室所在的院子，看门女人说，“他已经下来了。”

“他一定知道我要来了，”我说。

我爬上通向邓宁住处户外的楼梯，敲了敲门。他开了门。他憔悴瘦削，但看上去却出奇地高大。

“埃兹拉要我把这个带给你，”我说，一面把瓶子递给他。“他说你会知道那是什么。”

他接过瓶子瞧了一眼。接着便把瓶子朝我扔来。瓶子打在我胸前，也许是肩膀上吧，然后滚下楼去。

“你这狗娘养的，”他说。“你这杂种。”

“埃兹拉说你也许用得着，”我说。他扔来一只牛奶瓶作为反击。

“你确实用不着吗？”我问道。

他又扔来一只牛奶瓶。我只得退却，他又把一只牛奶瓶击中我的后背。接着他便关上了门。

我捡起那鸦片瓶，瓶子仅仅稍微有些裂缝，我把它放进了口袋。

“他看来不想要庞德先生给他的这个礼物，”我对看门女人说。

“也许他现在会安静下来，”她说。

“也许他自己身边有一些吧，”我说。

“可怜的邓宁先生，”她说。

最后，埃兹拉组织的那一批诗歌爱好者又一次聚集起来帮助邓宁。我本人以及看门女人的干预结果并不成功。那只据称装着鸦片的瓶子给摔裂了，我用蜡纸包好了，仔细地扎好，藏在我的一只旧马靴里。几年后，埃文·希普曼帮我从我那套公寓里搬走我的私人物品时，那双马靴还在，但鸦片瓶却不见了。我不明白为什么邓宁朝我扔奶瓶，除非他想起了他第一次病危的那天夜晚我没有表示轻信，要不，是否只是因为天生对我这个人厌恶。但是我记得“邓宁先生爬上了屋顶并断然拒绝下来”这句话使埃文·希普曼听得很高兴。他认为其中有几分象征的涵义。我可看不出来。也许邓宁把我当成了一名邪恶的特工或者警察局的暗探了。我只知道埃兹拉一心想关心照应邓宁就像他关心照应很多人一样，而且我始终希望邓宁真像埃兹拉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位优秀的诗人。拿一位诗人来说，他扔奶瓶倒扔得非常准。但是埃兹拉是一位非常伟大的诗人，并且打得一手好网球。埃文·希普曼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诗人，对他的诗是否能出版毫不介意，他认为这事应该一直是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