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论公债

在商业未开展，制造业未改进的未开化社会，对于仅能由商业及制造业带来的高价奢侈品还一无所知的时候，就像我在第三篇说过的那样，拥有巨大收入的人，除了维持他可能维持的人外，再也不能有其他消费或享受那种收入的方法了。在任何时候，一笔大收入，都可说是对大量生活必需品的支配。在那种未开化社会状态下，那收入一般都是以大量必需品支付的，即粗衣粗食的原料，如谷物、牲畜、羊毛及生皮等。当时既无商业，又无制造业，所以这些物资的所有者，找不到任何东西用以交换消费不了的大部分物资，除了尽其所有，用以供人吃穿外，他简直无法处置其剩余部分。在此情况下，富者及有权势者的主要费用，就是不奢华的款待和不炫耀的施舍。我在本书第三篇也曾说过，这种款待和施舍，是不容易使人陷于破产的。至于利己的享乐就不同了，即使是最微小的，其追求的结果，有时甚至是聪明人也免不了破产。例如斗鸡的狂热，曾经使许多人破了产。我相信，由上述性质的款待或施舍而败家的人，当然不会很多，但由铺张的款待和炫耀的施舍而败家的则为数极多。在封建时代，我们的祖先之间，同一家族长久继续保有同一地产的事实，可充分表示他们生活上量入为出的一般倾向。大土地所有者不断行着乡下式的款待，看来虽与良好的理财原则不可分离的生活秩序有所背离，但我们得承认他们至少也知道节省，没把全部收入尽情消费掉。他们大概有机会卖掉其一部分羊毛或生皮取得货币。这货币的一部分，他们也许是用以消费当前所能提供的某种虚荣品及奢侈品，但还有一部分，则常是照原样蓄藏起来。实际上，他们除了把节约的部分蓄藏着，也就不好再怎么处置。经商吧，那对于一个绅士是不名誉的；放债吧，当时视为非义，而且为法律所不许，那是更不名誉的。加之，在那种混乱的时代，说不定有一天会被赶出自己的住宅，所以，在手边藏蓄一点儿货币，以便那时候携带一些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逃往安全地带。在普遍积蓄货币的同时，人们还藏匿这些货币。动不动就有埋藏物被发现，无主财宝的发现，可充分证明，当时积蓄及藏匿货币的事，是非常流行的。有一个时候，埋藏物简直成了统治者的一个重要收入部分。然而在今日，哪怕全王国的一切埋藏物，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多财绅士的主要收入了。

节约与藏蓄的倾向，流行于民间，也同样流行于统治者之间。我在本书第四篇说过，在没有什么商业及制造业可言的国家，统治者所处境地，自然会使他奉行积蓄所必要的节约。在那种境地，就是统治者的费用，亦不能由他的虚荣心支配。他喜欢有一个华丽装饰的宫廷，但那个无知的时代，却只能给他提供一点儿无甚价值的小玩意儿。而这就构成他宫廷的全部装饰。当时无常备军的必要的支出，所以，像其他大领主一样，就连统治者的费用，除了用以奖励其佃户、款待其家臣外，几乎没有用处。但是奖励及款待，很少会没有节制，而虚荣则几乎都没有节制，因此，欧洲一切古代统治者，都有大量财宝。即使在今日，听说每个鞑靼酋长还是积有财宝的。

在拥有各种高价奢侈品的商业国内，统治者像其国家内一切大土地所有者一样，自然会把他的收入的大部分，用于购买这些奢侈品。他本国及邻近各国，供给他许许多多的各种高价装饰物，这些装饰物，形成了宫廷华丽但无意义的壮观。统治者属下的贵族们，为了追求次一等的同种壮观，一方面打发其家臣，一方面让租地人独立，这样一来，他们就渐次失掉了权威，以致与统治者领土内其他大部分富裕市民，没有区别了。左右他们行为的热望，也左右他们统治者的行为。在他的领土内，个个富有者都在追逐这种享乐，怎能叫他一个人富而不淫呢？假使他没把这么大的部分的收入用于享乐（他多半是如此），以致减弱国防力量，那么，超过维持国防需要的那一部分的收入，是不能期望他不消费的。他平常的费用，就等于他平常的收入；费用不超过收入，就算万幸了。财宝的积蓄，再无希望；一旦有特别急需，需要特别费用，他定然要向人民要求特别的援助。1610年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死后，欧洲大统治者中蓄有很多财宝的，据推测只有普鲁士现国王及前国王。不但是统治者政府，即便是共和政府，为积蓄而行节约的事亦是同样罕见的。意大利各共和国以及尼得兰共和国都负有债务。伯尔尼联邦积有不少的财宝，但在欧洲是仅见的。瑞士共和国其他联邦，全无积蓄可言。崇尚某种美观，至少，大国王的宫廷自然是崇尚堂皇的建筑物及其他公共装饰物的，就连那些小共和国看似质朴的议会议事堂也往往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