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有趣的自述（第2/7页）

然而，仿佛这一切都不曾有过。

我的童年是冷峻的。

残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是那些不可捉摸的大人投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的阴影。我早熟，孤僻，不记得曾经有过亲密的小朋友，却记得曾经一次又一次悄悄地探索过大人们的秘密。

大人，简直是个谜。他们的喜怒哀乐，变幻无常。他们的言谈笑语，高深莫测。大人，是一个神秘的海洋，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我这个小小的探险家。说也奇怪，有些大人，只见过一面，只听到他或她的片言只语，却永远留在记忆中了。

那其实也只是矇矇眬眬、模模糊糊的记忆。现在想来，多半是当时年纪太小了，对大人们做的和说的，不理解，不明究竟。但，终因为曾经想过，思考过，反留下了印记。待到白发爬上鬓角，自己在生活的路上走了长长的一段，阅尽人间沧桑，那不曾理解的终于理解了，那矇眬的终于清晰了。我的大朋友们就像拨开重重迷雾的幽灵，臂挽飘逸的轻纱，飞舞在我的思绪里，逼着我的笔，把他们勾画出来。

啊！失去的童年，那是一个死了的时代，它不会回来了。这是新一代的幸福。

在这一组散文里，我写了《卖豆腐的女人》、《背柴的小女孩》、《“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美人儿》。原准备再写几篇，一并发表，后因赶写一个中篇，把这个计划中断了。

一九八三年初，在上海参加故事片会议，看到上影厂根据台湾女作家的小说改编的《城南旧事》，那也是以一个小女孩的眼睛看旧社会的人和事的，同我写的这组以人物素描为主的散文，在手法上有几分相似。尽管我写的人和事同《城南旧事》并不相同，她写的是旧北平城市生活，我写的是四川农村生活，但那情调却颇接近。我遵循的创作原则之一是，努力不雷同自己，更不要雷同于别人。她既先于我为观众所知，我就退让了。就这样把这组散文搁下了。《花城》编辑部的同志去年还催问我这组散文，我未便明说，只说手懒，尚未完工。其实，我是在等待上天，赐我以新的写法。如果找到了，写出来了，我愿意把这组散文奉交《花城》发表。那或许有助于读者们了解我童年时期的生活环境，了解生活曾经给了我怎样的教育。

四

一九四九年底重庆解放了。那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后。那时，我是重庆南岸的女二中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我和同学们一来起迎来了山城的春天。

不知为什么，父亲把我和妹妹送到成都的一个亲戚家里。这位亲戚很富有，开着一个针织工厂。我是他家的客人，也是个特殊的学徒工。在那里一年，我学会了用机器织袜子。但我觉得住在那里索然无味。

我渴望脱离我的家庭，渴望过一种新的生活。

一年后回到重庆，我报考过部队文工团。他们录取了我。我又报考了西南工人出版社，他们也录取了我。

那时候，到处都要人，到处都有工作。在那个天翻地覆的时代，“参加工作”就是“参加革命”。“革命”二字，对于青年学生，即便是对我这个所学极少的女学生来说，也是多么富有吸引力啊！

我在部队文工团和工人出版社之间选择了后者。在人生之路上的这第一个抉择，对我后来的生活当然是有重大影响的。但，对我说来，作出这样的抉择并不困难。较之歌舞，我更爱书籍。自从认识了一些字，我就偷阅了家里所有我能看懂或半懂不懂的“闲书”，能有机会生活到书的海洋中去，可谓“得其所哉。”

当时的西南工人出版社刚刚创办，还没有力量出书。它只有一个门市部，只有一项任务——卖书。我站在书台前，看了不少书。我背着书箱到工厂、到煤矿，看到解放了的工人多么渴望书。

一九五二年，西南工人出版社门市部并入新华书店。我被调到西南工人日报编辑部工作。在编辑部，我是一个“最底层”的工作人员。登记来信、分发来稿、收抄记录新闻。我努力完成分配给我的每一项工作，并且自学俄语、画画和高中课程。

一九五四年，我考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五五年改名为北京俄语学院，现为北京外语学院），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调干大学生。在大学里，我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

一九五七年，我从北京俄语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当俄语翻译和音乐编辑。先后在伊朗语组和对苏广播组工作。我得过先进工作者的嘉奖，也一次一次地晕倒在办公室。一九六二年，我被精简下放，到北京市教育局。当俄语教师。

五

但是，我又一次次地晕倒在讲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