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有趣的自述（第4/7页）

后来，不知怎么又时来运转，我们这些“接受再教育”的“臭老九”，一夜之间变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成员，被委以宣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重任，进驻到各个村去，搞“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当然，这也含有“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经受锻炼，接受考验”的成分。这场考验的结果是，开拓了我农村生活的视野，给了我极大的活动余地，使我有机会结识了从县、社到左邻右舍各个大队的干部，结识了过去由于避嫌而不敢接触的地、富、反、坏各式人士。

就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之余，我趴在农家小院的炕头上，开始写我那本倒霉的长篇小说《万年青》。如果我能够知道我这部处女作后来会惹出那么多事来，我肯定是不敢动笔的。

然而，谁又能有这样的预见呢？

七

《万年青》写的是一九六二年华北某地一个生产大队反对包产到户的故事。

这并不是我杜撰的。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的很多农村都曾经发生过。焦裕禄树立的四面旗帜当中，就有一面是坚持走集体化道路的韩村。我那个未曾公演的剧本《焦裕禄在兰考》，主要就是写他支持韩村贫下中农坚持走集体化道路、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的那一段。当我改写小说的时候，就以一个村的贫下中农反对包产到户为主线，把我过去写的几个剧本中比较成功的人物和情节编织在一起，铺陈为一部长篇小说。可以说，这部小说动用了当时我的全部“生活积累”。或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尽管它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来还比较顺手。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当我结束“下放”生涯，被分配到北京市第五中学当俄语教师时，我的丰硕成果之一，就是怀揣着这部手稿。

但是，当我脱稿时，我自己是一点把握也没有的。我的第一读者是李希凡同志。他读了原稿，给我写了一封信，予以肯定。这使我有了寄送出版社的勇气。

说来也巧，当时被“打倒”在家的王揖同志（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听说我写了一部小说，毛遂自荐，说他同刚恢复工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严文井同志很熟，可以请严文井同志给我看看，我欣然同意。于是，原稿就到了严文井同志手里。

那时，我还不认识严文井同志。后来我才知道，严文井同志并没有因为是王揖同志转去的稿子有什么特别关照，而是把稿子交给出版社小说北组的编辑许显卿同志，说：“你把这部稿子看看，提点意见退回去。”这里，我丝毫没有责备严文井同志的意思。我所以要把他这句话写出来，是为了替他洗刷一下后来他为这件事蒙受的不白之冤。

许显卿同志是一位工作极端负责、有长期工作经验的文学编辑。他读了原稿，对《万年青》持肯定态度。于是，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级领导，包括王致远同志、韦君宜同志、屠岸同志都看了，一致同意把这部小说列入他们的出版计划，并且提出了修改意见，替我请了创作假。我很快把稿子改完，给出版社交了去。

我等待着发排，等待着校样。在那些日子里，我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从一九六四年我到山西起，整整十年了。十年的心血，现在要出成果了，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令人高兴的呢！

谁知就在这时，“批林批孔”开始了，我的厄运也来了。

出版社极少数“掺沙子”掺进来的造反派，联系本单位的实际，搞开“批林批孔”了。他们贴出许多大字报，攻击严文井、王致远、韦君宜等刚恢复工作的老同志“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其中一颗“重型炮弹”，就是他们“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而其罪证，就是准备出版我的《万年青》。我至今不明白这些造反派的战将们从哪里编造出来的材料，竟然说我父亲有七条人命。现在，出版社准备出版一个有七条人命的国民党法官的女儿的小说，岂不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于是，我那部长篇小说就被“批林批孔”扼杀在摇篮中。

八

出版社绝大多数同志都为我抱不平，但他们无权无势，爱莫能助。

我走访出版社的各位领导，申诉我的不平。我的父亲是国民党的法官，并没有人命。他的历史远在建国初期的司法改革中就作过结论，定为“一般历史问题”。而且，在开始同出版社打交道时，我就本着“把丑话说在前头”的原则，把这些情况都告诉了出版社，并无半点隐瞒。出版社领导根据党的政策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才把《万年青》列入出版计划，为什么现在又改变了主张？这些老同志劝我“相信群众相信党”。我知道，他们是同情我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能为力。那时，唯一能引以为安慰的是，稿子还留在出版社，也许还有一线希望，尽管已经是很微弱的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