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6/6页）

不过南塘和老窑之所以没被轰平，能躲过这一劫，还有更多其他原因：此时嘘水村的少壮劳力已经不像当年密谋策划铲平猫乱时那样阵容整齐，有一多半的年轻人已经常年都不回村子，他们开始南下北上，到深圳、广州、上海、大连、北京等地打工，送汇款单的乡邮员几乎隔一天就要往村里跑一趟，大伙儿对那种印着绿字写有他们歪歪扭扭姓名的薄纸片已不稀罕。拿着这些绿字薄纸片再带一枚骨头（谁也说不上是什么骨头，是人骨吗？）刻制的私章，到八里外的镇邮电所就能领到现钱。他们用这些现钱买回柴油，来浇灌干旱得龟裂了的田地。尽管旱情持续了好些年，可嘘水一带的庄稼收成并没受大影响，每年小麦几乎算得上丰收，亩产甚至可以蹿到一千斤以上（应该感谢优良品种和化肥的普及，早先小麦亩产能上三百斤已是最好年景）；受旱魔戗害深刻的是太阳毒烈的下半季，即秋季，但因为柴油的功劳，下半季的大豆、玉米什么的庄稼也没有绝收过（红薯已经很少种，嘘水村的食谱只差一点儿就划掉了这个名字）。但无论世道怎么变，人心并没有多少变化——干部们仍然保持着一九五八年大刮浮夸风时的本色，在大小会议上为了显示自己领导得法，把丰收的情形说得无边无际，好像天下大旱要比风调雨顺对农业更有利；所以虽然旱情日日加剧，上头摊派下来的款项一厘也没有减免，而且增长的势头甚是喜人，完全可以和旱魔媲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拍梁村西头的那条无名小河像一条病蛇，河水越来越羸弱瘠瘦，最后终于断流；田野里的池塘一口接着一口干涸见底，像一只只空洞洞的抠出了眼球的盲眼张望着干燥得随时都要燃烧的天空。第二年秋后，已经有人得闲掂只化肥包装袋，挥一把铁锹，到崭露无遗的河底塘底去刨躲在逐渐变硬的淤泥里的泥鳅了。河底塘底结了一层硬硬的痂壳，踩上去软绵绵的，痂壳底下没来得及变干的软泥里藏着胆战心惊的泥鳅们。从前泥鳅们天天都在幻想跃出波浪去见识见识外头的世面，而今外头的世面踵门而至，它们却成了好龙的叶公，避之唯恐不及，出出溜溜地想方设法钻过不再深刻的烂泥溜之大吉。

到塘底河底刨泥鳅的人并不全是为了刨出那几条比手指头粗不了多少的泥鳅（一般人家并不精通吃这种似鱼非鱼的鱼类的厨艺），更多的原因是想过过刨红薯的老瘾。村子里栽种红薯越来越少，而且田地分给了私人，每年收获过后，土壤深处别说红薯，连红薯筋条都不会被落下，想做当年楼蜂那样酣畅刨红薯的梦显然已不可能。这些染上了刨红薯瘾的人于是处处寻找机会，原先隔着一层水而现在什么也不隔的河底的泥鳅自然成了他们的关注对象。他们吃着碗里还望着锅里：南塘里水也熬得差不多了，据他们估计迟不了多长时间，他们手里的铁锹也能毫不客气地哧溜哧溜地刺穿南塘了。南塘里从没清挖过淤泥，水底的泥鳅一定会层层叠叠；他们甚至武断地推测说不定南塘里不再生鱼就是泥鳅在捣鬼——你们听没听说过，泥鳅最好吃的下酒菜就是鱼子？是不是南塘里泥鳅太多，把鱼子都吃干净了因而不再生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