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三

查询银行转发下来的生活补助金，少了十四万，梦莲到有关部门询问，公务员说李养顺在秋叶原的公司有收入，补助金必须将这笔钱冲掉，符合同民最低生活保障法的规定。

梦莲说这么说，我们干和不干拿的钱一样。”

公务员说是这么回事。

梦莲说：“那我们起早贪黑地上班图的是什么？”

公务员听不懂。

梦莲回来把情况向丈夫说了，李养顺说：“哪能不工作呢，那份补助钱老拿着你不嫌丢人？”

梦莲说：“丢什么人，大日本国把你丢在中国几十年都不嫌丢人，你拿它几块钱倒怕丢人，这钱不拿白不拿。”

李养顺说：“靠国象养活，总不是长久之计，咱们还得自己发展，咱们得挣自己的钱，小春说得对，咱们得有自己的家，咱们把妈接出来过……”

梦莲说：“你不是说这儿就是家吗？”

李养顺说：“我没说它不是家。”

但是秋叶原的工作越来越不好干了，说是能挣到十四万，但扣去厚生年金，健康保险，雇佣保险，社会保险，居民税，所得税，到手不及十万，而最低生活保障的扣除却是按十四万扣，也就是说，干得越多，挣得越少，这不能不让李养顺细细考虑了。烧卖组的归国者们纷纷另谋出路，老孙去了四国的蜜柑园，老常去了鹿儿岛，组里由一些新来的“残留孤儿”顶替了，只有山本还一如既往，很认真地让大家继续背条款。

家里也发生了变化，女儿向大家宣布，她已正式改名叫上野春子，说是为了好参加明年春天的女子短大考试，她要学家政学，她觉得在女性家庭管理方面她的知识太缺乏，女人最好的归宿是找个好婆家，她为此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因为她已经不年轻了。

儿子整月不着家，谁也说不清他在外头干些什么，也不向家里要钱，他说他打工完全能养活自己。据说是和几个归国者的子女在搞什么摩托车的推销工作，也有人几次看见他傍晚时分和一群年轻人骑着人摩托，轰鸣着，在街上横冲直撞，按日本人的说法是成了“暴走族”的一员。

李养顺感到自己对孩子们的监护能力正在减弱，正在丧失，他和他的孩子们的距离正在拉大，这距离不是中国人常说的那种“代沟”，这是另外一种比代沟更可怕的东西。在他和梦莲正与日本社会，与上野家族艰难磨合的时候，他的孩子们却过了语言关，渐渐地与这个小小的经济发达的岛国相互融合，从言语做派到穿着打扮，从思维方式到价值观念，都潜移默化地有很大改变，他们上经不是对“奶酪”和“新鲜服装”感兴趣的中国人了，他们变成了日本社会的一分子。

梦莲终日为红盐白米操劳，为婆婆的吃喝拉撒忙碌，为垃圾的可燃与不可燃伤神，贞子偶尔也过来帮着料理婆婆的一些琐碎事情，终是没有他们刚到时那么热情。

那把刀晚上被梦莲拿到走廊的拐角，白天照旧摆放神龛，政治上的心理厌恶早已被由此麻烦而产生的厌恶所替代，依着李家人的想法，这把上野家的袓传宝贝刀实实已经成了他们的迟累，他们巴不得哪天让偷儿偷去。

但在日本好像见到溜门撬锁的小偷，愿望也只能是愿望而已。

一天晚：，次郞拿着上野家的财产继承书、户日本、地契、房契、税单等等来到正房，进门就说来商量分家的事。

李养顺惊奇地说：“分家？怎么突然想起分家来了！”

次郎说上野利已经向区家庭裁判所替李养顺提出要求继承财产的诉讼……”

李养顺急切地问：“上野利是谁？”

梦莲在身后拉了拉他的衣袖悄声说：“八成是胜利。”

李养顺一下没了话，他结结巴巴地说：“……他，他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次郎从文件里抽出一张纸，推到李养顺跟前。

李养顺一看，那是一九四八年签发的“上野太郎死亡证明书”。

次郎说我并没有独占上野家财产的意思，哥哥的死亡证书几十年前就签发下来了，除了母亲，没有人再怀疑哥哥的死亡。父亲死后，我继承上野家的产业是事实，但那是迫不得已，没法选择的事，一亿继承税，岂是一年两年所能偿清的，到账还清的时候我也该进棺利了，下边该是我的孩子交继承税，这沉重的接力棒就这么一代一代往下传。在日本，袓父遗下篮球场大一块地皮，传到孙子手里竟放不下一张椅子了。哥哥是上野家的当然继承人，我今天来跟哥哥谈，就是请哥哥接受父亲留下的这笔财产，无论是全部还是一部分都行，请下万不要推辞。”说着将头碰在榻榻米上，大有哥哥不答应就不起来的劲头。

李养质又气又急，他万没想到胜利给自己捣了这么个大乩子，把家里的事闹到了法庭，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