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

清水町

寅次郎望着我，那双小眼睛也眨，蹙着眉，撇着嘴，顿具嘲讽意味，似乎窥觉出我的窘态。

车，寅次郎一渥美清。老天爷竟造化出这么一个丑得可以，憨得可爱的男人。

我合上书，将那胖乎乎的男人脸遮住，封面上几个大字映入眼帘：

―难受的男人？痛苦的男人？窝囊废男人抑或是倒霉的男人？找不出与相应日语词汇般配，适合寅次郎风格的汉语单词，自己也真够窝囊的了。难怪国内电影界只译了个《寅次郞的故事》，大省其事。

宫岛龙造是我的日本导师，我来东京国立语言研究所报到的第一个礼拜，他交给我两本书：一本是老舍著的《骆驼祥子》，一本就是山田洋次编的这本《寅次郎》。他说，都是口语性很强的文学作品，能把这两本书啃透，使东京的寅次郎跟北京的骆驼祥子的语言能融会贯通，达到一种出神入化，我就算毕业了。

“你，”宫岛把两本书推过来，慢条斯理地说，“不必每天来研究所上班。搞词汇学研究的，得先花两个月时间去逛大街，银座、上野、新宿，哪儿热闹往哪儿去，然后把山洋造次这本书译成汉语，年尾交稿。还有，你必须脱离中国留学生的语言环境，明白吗？”

“我，我住哪儿呢？”

“导师还负责找房子吗？”

两天后，我搬进了清水町这座公寓。

房主板桥弥一，当过日本兵，现在是日中友协的常务理事，退休在家，举办了一个板桥汉语学习班，请专人教授，学员都是家庭妇女和小职员。板桥为表示友好，免去了我租房的礼金和押金，每月只收房租两万四千元。这在东京是相当便宜的了。

每层楼只有一个单元，三室一厅，有厨房厕所，实际上是给一个家庭住的，然而这里大多是租给大学生和单身职员，单元便被拆开了，厕所、厨房公用。

与我同住一个单元的是个叫远山靖雄的男人。住进当天的晚上，房东板挢老头领着我去拜望他，还带了一盒东京馒头，板桥掏的钹，自然说是我送的。房东说，这位邻居是个安分守己的住户，在东京清野美术广告社供职，专门搞食品包装设计。月薪不少，却不会计划，加之设计的包装样式太怪，不招人喜欢，故而利用率非常低，为这他很苦恼，脾气也古怪，轻易不与人来往，老觉着别人看不起他。没事除了画画便是喝酒，醉归醉，从不惹事，连每月的房租也不拖欠一天。

敲开他的房门，我算是领略了这位“艺术家”的风姿，不蓝不灰一件衬衫，下摆在裤腰上进进出出，扭成一团。细窄的裤管，膝盖上两个大包，朝前凸着，脚下曳着一双木屐，四四方方，毛边，像是才从哪个木工棚捡来拴了根绳，草草登在脚上。脸黑，皮肤也粗，让你压根就猜不出他有多大岁数。

他叉着腰，门神似的堵在门口，并没有邀请我扪进屋的意思。我也知道，这种事先没有通知的拜访也就只有站在大门口寒暄的份儿。按当地规矩决不能登堂入室，更何况我也不想进那个门，屋里的空气实在难闻。

板桥把我介绍了半天，然后递上点心，接「来是我说，背的是《曰木语口常会话》初次见面用语”的第一段，开机关枪似的，一字不差，毫无语调与感情。

他抱着点心愣愣地听，许是头一次听外国人讲他们的本国语，全神贯注。见我用一串长长的敬语收了尾，立即接上一句“请多多关照”，弯了弯腰，拉上门进去了，把我和板桥干干地扔在走廊里。

“就是这样的人，心眼儿不错。”板桥解嘲地做出一副赞赏的模样，“住长了，熟了就好了。”

世界银行每月拨给我八万日元，房租去了近三分之一，余下的要买书，要吃饭，要坐车……一瓶矿泉水一百五十元，一棟小青菜二百五十元。北京的青菜机堆五毛一堆，在这儿竟成百上干地往上翻，真不可思议。

从牙缝里省钱，喝凉水，吃方便面，八万日元，一块一块地算计着花。出国生活水平反而下降，成了腰包干瘪的穷人，这是我没想到的！

导师宫岛说了，得出去走走，不能老在家呆着。

穷逛。

每天在外头跑，骑着房东的破自行车，上边“板桥弥一”几个字挺显眼，生怕路上哪个警察多事，冲着车主这个名字把我拦住。自行车被盗，这样的事在日本常有，都说是中国留学生干的，所以中国人骑标有日本人姓名的自行车，就有了说不清道不明的“犯罪嫌疑”。偏偏清水町的胡同口就有警察的一个点，一间小房，三面是窗，窗下挂一块小黑板，上面数字天天换，让人纳闷。小房里坐个警察，蓝衣蓝帽，多热的天也衣冠楚楚地捂着，很严肃也很郑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