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3/7页）

依爸爸看，谢一凡还是有点介意的。以前他小时候被人说了无数次才子，都笑呵呵的，现在说笑中再有人称他为才子，他脸色多少会黯淡一下，不外是触到他没考上大学的隐痛。谢一凡小学时作文一直写得好，被老师表扬，还被抄到学校的黑板报上。后来文革下乡了，在村里干活的间隙，谢一凡也给其他人讲历史故事，每到周末还骑几十里路进城，找人偷偷买抄家抄出来的书，回乡下拿给他们看。他身上有个小本子，一支钢笔，中午午休的时候就找棵老杨树，坐在树下写东西。有人疑心他写的是反动言论，向组织举报，几个人突袭他的小本子搜查了一番，结果发现本子上写的竟然无一点直抒胸臆的东西，没有批判也没有理想抱负，只是写了今天的阳光如何、土如何、风如何、雨如何，还有同伴里谁出的汗多、谁喝的水多。翻来翻去认定是无聊的东西，也就把本子扔回给他，没人再管他了。其他知青和村里的闲人都觉得这人有点装样子，叫他大才子，一半是真心，一半也是揶揄。回城之后考了两年没考上之后，厂里的人也纷纷有口无心地乱开玩笑，笑着说咱们这破厂就是不行，才子出了门就不是才子了。谢一凡嘴上不介意，也跟着哈哈地自嘲，但心里多少因此灰心。自此之后，谁提“才子”二字，他脸色总有点黯淡。

但诗还是继续写一些的。前两年某杂志上发了一篇一个女工写自己如何苦闷的文章，反响很强烈，谢一凡也拿来给爸爸看。他说读那文章有点共鸣，却也有更多不同意见想说，那种每日沉闷的感觉和自己有点像，但是比自己还颓废。谢一凡说他不想写那种愤恨或者颓丧的诗或文章，而想写一种带有寻找感的诗，要写寻找，要写在一片碎瓦残垣的废墟上四顾寻找的感觉。谢一凡当时说他不后悔当工人，因为当工人至少让他觉得自己有用，但他肯定不会一直当工人，他早晚还是要试点什么。

爸爸觉得，谢一凡有一种真正的诗人气质，不是出口成章的那种，而是对什么事情有种发自内心的抒情。爸爸从来没有那么抒情。

报刊亭关了，让人有失意的感觉。两人掉头往回走，爸爸想起原先的对话。

“唉，我说一凡啊，”爸爸探询地问道，“当年你也说过，不打算在厂里干一辈子的，是这么回事吧？”

“啊？”谢一凡想了想，“啊，是吧。我都忘了。 ”

“那你现在呢？还打算走吗？”

“上哪儿去？”

爸爸一边推车一边捏闸，捏了又松开，松开又捏上，感觉车子一窜一窜。“不知道啊，你当初想去哪儿的？”

“我……好像是想去北京。”谢一凡想了想说，“我想找个什么课之类的听听，看看它们那儿有没有写诗的。”

“现在还打算去吗？”

“吕晶怀孕了啊，那还怎么去？”谢一凡说得欣然，并没有怨意或不满。

“我是说以后，”爸爸说，“以后等孩子大了，还想去北京吗？”

“说不好，到时候再说吧。”谢一凡说完，低头，大拇指随便拨弄，弄响了车铃，在寂静的夜晚洒出一串清亮亮的金属音，让两个人都静了一阵子。“不过应该还是会去吧，至少去看看天安门什么样，替王国林去看看。”

听到这个名字，爸爸心里有点压抑。王国林是在一九七三年死的，死的时候还一直说着“我爱毛主席，我爱天安门”。王国林也是才子，和谢一凡最说得来，两个人动不动就整晚聊《楚辞》，聊杜甫，聊普希金。王国林最终因为写文章支持刘少奇而被判有罪，在狱中又写了好多抗辩的反动诗，只换来更多刑罚，死在狱中。

谢一凡家先到了。他家楼栋口有一只黄灯泡，照着一旁居委会黑板的一角，能看见粉笔写的醒目的“优生优育”几个字，昏暗中怪吓人的。谢一凡锁了车，在楼栋口站住。

“你是怎么打算的？”他问爸爸，“你想好要出去找事做了？”

“没想好呢，”爸爸说，“也犹豫着呢，得找点后盾才行。”

“我倒是愿意当你后盾，”谢一凡说，“但这事儿吧，谁当后盾都没用，只能自己想好了。”

“我懂，”爸爸点点头。他招招手，片腿骑上车，向宿舍骑过去。骑了一阵回过头，却看见谢一凡隐约的身影仍然在楼栋外，低着头在柳树的枯枝下走来走去。只是离得远了，看不清他的表情，也不知他在想些什么。

当天晚上，爸爸彻夜难眠。他为“去深圳”的念头激励，既亢奋又忧虑。他睁着眼睛，从绿色窗框间望出去，只拉了一半的窗帘露出半个月亮，新叶初生的柳条极缓慢地偶尔摆动，映在窗上的影子丝丝缕缕，像动物长须。深圳的喧嚣如天空中的海市蜃楼，在爸爸眼前一直浮动。他想到北京、王国林和曾经的自己，心里又难受得很。最终一夜无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