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墙（第2/4页）

和梁峰同在一个厂上班的万科三哥没来。万科是梁峰的亲叔叔、福伯的三儿子，前几天在电话里约好今天一起在龙叔家见面。问梁峰是怎么回事，他的回答模模糊糊的，很不清楚。

梁峰夫妻来北京已经七年了。我问梁峰的老婆：“孩子们来过北京吗？”

她说：“来过。梁峰妈带着她们来过一段时间，不适应，住的地方太窄，嫌挤，花销也大，就带着孩子又回去了。没办法，只能顾一头，给钱就行。”对于孩子和自己分离，梁峰老婆持一种平常的态度，并没有特别难过。一个现实的情况是，孩子真来了北京，他们并没有时间照料孩子。除了在哪儿入学，学籍、户籍这些具体的制度问题之外，他们很难按照学校的节奏来安排自己的工作，每天早七晚七的班，十二小时的工作长度，居住条件差，也请不起保姆。更何况，他们对自己教育孩子的能力也有所怀疑。

在吃饭、喝酒和聊天的过程中，梁安很少说话，也不喝酒，一边听着，一边很周到地照顾大家。他吃饭非常少，能感觉到他心里不舒展，有郁结。

龙叔说：“梁安啊，心事有点重。从小都好操心。小时候，村里人都说，这娃儿将来有材料。我都给他说，凡事别想惩多，咱干哪儿是哪儿，肯定饿不死。”

在梁庄的同龄男孩中，梁安干得非常不错。1987年出生，2011年来北京打工，先是在建筑工地做小工，刮腻子，拎泥包。2006年开始单干，做一个“小包工头”，自己找活，承包下来，然后领一帮工人去干。2008年，二十一岁的梁安开着自己的昌河车回到梁庄，盖房、结婚，共花了二十多万。离开时把车放在家里，回北京又买了一辆长安之星，中型面包车，手续办下来，将近七万元。

那是梁安的全盛时代。这之后，他的生意一直在走下坡路，“去年在顺义××农业公司干个活，有个老板，关系好，时间长了，给我找些活。其实算是转包，活干完了，钱还没有结完。咱只是‘清包工’，只干活，不管料，料是人家的，净活，将近三十万。只结了一部分，还有十来万没给我。我自己投入很多，电锯、切割机、电缆，光电钻都买了二十多把，这都不算钱。我现在不跟他干了。我找的人干活，你不给我钱，我这边的工钱没法给工人结，工人不愿意，我也失去信用。再有活，我找不来人了。啥时候你把账给我结了，我再给你找人。这个账不结，越陷越深。

“算利润，从2010年10月到现在，对头一年，挣有十万块钱左右。但是，他这一欠，等于我这一年白忙活。包活最怕这。

“现在我每天在市场给人家公司拉活儿，有时候是货物，有时候就是干零活的人，不固定，干绿化的、装修的，谁需要拉人拉货给谁干。每天都结账，很利索。老板说，你凑个人数，干点活，也给你开一人工钱。我不想干。”

下午五点多钟，龙叔家来了一位青年男子，手里提着一大袋子馒头。他的长相看不出实际年龄，平脸大眼，没有皱纹，眼神有些空茫，不含多少情感。龙叔说，这是梁安的舅舅。进到屋里，这青年人就叫嚷着脚疼。今天一整天他都在跑着找工作。和梁安一样，今年装修生意不好，他就想着进厂干活，工资保现，等春天暖和，活多了，再出来干。

我问他这些年出来打工的情况。他不太善于表达自己，话语非常枯燥，急着结束谈话的样子。

“我十几岁出来，在天津自行车厂喷漆，这是九几年的事儿，一个月一千多块，还算不错。那油漆太脏了，干一天活，吐一口唾沫，出来的都是绿颜色的。后来跑到这儿，搞装修，干木工。一天十五块，每年涨，比大工工资还高，木工工资最高。

“大前年，我老婆的好朋友在穰县开个小超市，说不想干了，叫我们干。我回家看看，也不行。后来，在城里开一个干洗店，干一年就不干了，在屋里干啥都不好干。中间一段也干过装修，也不行，工资低，活不凑手。这才又来北京。

“想找个厂干。今天跑得脚疼，天冷。我以前在电子厂干过，拿不了多少钱。今儿我又去了，工资一个月涨到两千三四，也还行，他非要叫我上夜班。我不干，我一熬夜就不想吃饭，人也受亏。后来又去汽车配件厂，他说让当保安，一个月一千八九，按时上下班。我还没定下来。”

六点多钟，龙叔家的人开始多起来，都是老乡串门。有的一看家里有陌生人，打个招呼，不等介绍就走了；有的会寒暄几句，问是哪儿来的，啥亲戚。我也问问他们是穰县什么地方的，来北京多长时间，干些啥活。姚庄这一片聚集的大部分男性老乡都是个体搞装修，他们的合作对象不固定，谁有活跟谁干。也因此，活不固定，忙起来连饭都吃不上，闲起来可能一个月都没有事干。但他们一般不会闲着，没活的时候会去打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