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第28/53页）

1999年的一个雨夜，当妻子把口水吐在他的脸上，夺门而出时，他就是这么处理他的婚姻的。他难道没有感觉吗？几分钟前她在叫嚷。格斯皱起眉头，思考那个问题—不是因为答案是“没有”，而是因为很明显他有感觉啊。只不过那感觉不是他想要的。

于是他耸耸肩。她朝他吐口水，他夺门而出。

用“情绪化”来形容他的妻子太轻描淡写。贝琳达是格斯遇见过最没有工程思维的人—她曾经说过，花朵的拉丁学名剥夺了它们的神秘感。他当下认为（咬紧牙关咽下唾沫），这件事是他的婚姻中无法修复的致命错误。他们不能兼容，像方头钉子嵌在圆孔里。总之，他的人生需要系统性的改版，也就是离婚。

在婚姻中，他是孤独的，他尝试过将实际的解决方法运用在非理性的问题上。她认为他工作太多—但事实上，他比大多数同事的工作时长都短，所以“太多”这个词似乎用错了地方。她想马上要小孩，但他认为，他们应该等到他的事业更加稳定时才要，意思就是等他的薪水提高，继而有更多的生活津贴和更大的公寓—限定条件就是：没有一套有儿童房的公寓。

于是一个周六，格斯和她坐在一起，就这个话题为她做了一个幻灯演示—有完善的柱状图和电子表格—包括一个等式，有一组既定前提的假设—他的职位发展进度、累进收入等，证明他们的完美受孕时间是在2002年9月，即三年后。贝琳达说他是无情的机器人。他告诉她，按照定义，机器人本来就是没有感情的（至少现在仍是），但他显然不是一个机器人。他有感觉，只是他的感情不像她的一样将他控制。

事实证明，他们的离婚比他们的婚姻简单多了，主要是因为他雇了一个律师，驱动这个人的欲望就是获得金钱—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有清晰合理的目标的人。于是格斯·富兰克林回到了孤身一人的状态—正如他在幻灯演示中预计的一样—他的进步飞快，在波音公司的职位不断上升，然后接受了运安委一个调查领导的角色，过去的11年里他一直在做这个。

然而多年以来，格斯发现他的工程师大脑一直在进化。他先前狭隘的世界观—像一台靠动态机械功能操作的机器一样—开花结果了。许多变化与他的新工作有关，作为大规模交通灾难的调查员—受到死亡和迫切的人情悲痛影响是他的常态。正如他告诉前妻的那样，他不是一个机器人。他能感觉到爱，他能理解失去的痛苦。只是他作为一个年轻人，认为那些因素似乎可控，认为悲伤只是因为理智出了故障，无法管理身体的子级系统。

但在2003年，他的父亲被诊断出得了白血病，然后在2009年过世，而他的母亲也在一年后死于血管瘤。事实证明，他们的死亡造成的空虚超出了一名工程师的理解。格斯自以为是机器崩坏了，他发现自己浸没在一种体验里，在运安委工作的这么些年，他一直在见证这种体验，但从未真正理解过那些悲痛。死亡不是脑力的妄念，它是一个关乎切身存在的黑洞，一道动物谜题，它既是问题也是答案，它激发的悲痛无法像故障继电器一样修复或忽视，他只能忍受。

现在格斯51岁了，他发现自己正把简单的才智抛诸脑后，开始向某种只能被描述为“智慧”的东西靠近。智慧在这里被定义为有能力理解一起事件中的事实与实际片段，但也重视完整的人性价值。一起坠机事件不仅仅是时间轴机械元件人为因素的总和。它是不可估算的悲剧，向我们展示人类对宇宙的支配力终究有限，以及集体死亡的震撼力量。

所以，当8月下旬的那一夜电话铃响起时，格斯的做法如常。他一下切换到专注模式，让扮演工程师角色的自己开始工作。但他也花时间去考虑了遇难者—有机组成员和平民，更糟的是还有两个人生尚未开启的小孩—并仔细思考他们留下的亲人将会遭受何种艰难与失落。

不过，率先处理的是事实。一架私人飞机—构造？型号？制造年份？服务记录？—不见了。出发机场？目的机场？最后一次无线电传递？雷达数据？天气状况？联系了区域内的其他飞机—有人目击吗？还有其他机场—航班改道了吗？有没有联络其他塔台？但从泰特波罗的航空交通管制中心与它失联的那一秒起，就再没有人见过这班飞机，也没有收到它的消息。

一连串的电话沟通之后，调查小组成立。白天，办公室和车里的电话一直在响。深更半夜，电话在卧室响起，打破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