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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丽塔非常聪明，”她带着歉意说道，“让一个聪明的男人去审问一个聪明的女人，有时候可是件难事。你有女儿吗，先生？”

我可不打算替她填满我的性格分析报告，所以就说没有，这碰巧也是事实。

“真遗憾啊。不过没关系。以后说不定会有的。像你这样的人，还有时间。你会说德语吗？”

“会。”

“那你就走运了。你可以用她的语言和她交流。这样你可以更好地了解她。我和布丽塔嘛，我们在一起时只能说英语。我说起英语来就像我已去世的丈夫，他是个美国人。布丽塔说英语就像是她以前的一个情人，他是爱尔兰人。特拉维夫那边说我们可以给你两个小时。两个小时行吗？如果觉得不够，我们来帮你请示——也许他们会同意的。也许两个小时都太长了。我们等着看吧。”

“你可真热心。”我说。

“热心？我可不知道。也许我们不该那么热心。也许我们太看重热心了。过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说完这句话，她派人去端咖啡，带布丽塔过来，上校和我在一张简陋的木桌子的同一边坐了下来。

但利维上尉没有坐到桌旁，我估计这是因为她并不参与这次会面。她坐在门边的一把直背餐椅上，垂着眼睛，仿佛是准备听音乐会。布丽塔和两个年轻的女看守走进来的时候，她也只是略微抬了抬眼皮，看着三个女人的脚从她面前走过，然后走到房间中央停下。一个女看守帮布丽塔拉出一把椅子，另一个看守打开了她的手铐。两个女看守走了，我们在桌子旁边安顿下来。

我想按照自己所坐位置的视角，确切地向你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形：上校坐在我的右边，布丽塔隔着桌子坐在我们对面，头发花白、垂着脑袋的利维上尉差不多就坐在布丽塔的正后方，不过稍微偏左一点，脸上若有所思的表情似笑非笑。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她始终是这样，像一尊蜡像似的一动不动。她若有若无的微笑一直没有改变，也没有消失。她的坐姿表明她很专注，而且有种费劲的感觉，所以我才会怀疑她是不是想依靠自己会说的意第绪语和英语，分辨出能听懂的几个德语短语或是单词。布丽塔来自不莱梅，德语说得既清晰又标准，所以更容易听懂。

毫无疑问，布丽塔一看就是她所在种族里的杰出人物。按照那边人们的说法，她的头发像“面包卷一样金黄”，个子高挑，肩膀宽厚，体格健壮，蓝色的大眼睛透着傲慢无礼，线条有力的下巴很吸引人。她和莫妮卡一样年轻，身高也和莫妮卡相仿；我情不自禁地想，她说不定也和莫妮卡一样淫荡。我本来怀疑她遭到过虐待，但她一走进来这个想法就消失了。她的姿势就像个芭蕾舞女演员，但从她身上透出的聪颖和生活的现实感，大多数舞者并不具备。她穿上网球装或是紧身连衣裙肯定会很好看，而且我觉得这两种衣服她以前都穿过。即便是身上的囚服也没有让她变丑，因为她不知用什么做了一条布带系在腰间，梳理过的金发像斗篷似的披在肩膀上。双手得到自由之后，她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向我伸出一只手，同时像个女学生似的行了个屈膝礼。她这么做究竟是出于讽刺还是出于尊重，现在我暂时还看不出来。她握起手来像男孩子一样有力，不过时间要更长一些。她没有化妆，不过她本来也用不着。

“Und mit wem hab'ich die Ehre？”她问道，这么说话不是彬彬有礼就是故意调皮——请问我这是在和谁说话呢？

“我是英国的官员。”我说。

“请问您的名字是？”

“这不重要。”

“可是您非常重要啊！”

刚从牢房里带出来的犯人一开始往往会说些愚蠢的话，所以我考虑了一下才回答她。

“我在跟以色列方面合作，要调查你案子里的一些情况。你只需要知道这些。”

“案子？我成了一件案子？太可笑了。我还以为我是个人呢。请坐吧，无名氏先生。”她说着自己坐了下来。

于是我们就像刚才描述的那样坐了下来，利维上尉的脸在布丽塔身后，看起来有点模糊，和她脸上的表情一样。布丽塔进门时上校并没有起身，这会儿她坐在了他的对面，他都懒得抬眼看她。上校似乎突然变得一点兴趣都没有了。他瞟了一眼手表。那是块哑光的纯钢手表，戴在他棕色的手腕上就像是一件武器。布丽塔的手腕和莫妮卡一样白皙光滑，不过上面有手铐磨出来的红印。

突然，她开始对我说教起来。

她一下子就开始了，好像是在接着往下讲课。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确是在讲课，因为很快我就意识到她对每个人都会这么说教，或者说对每一个被她视为中产阶级的人。她说她有一段话要说，希望我能转达给我的那些“同事们”（这是她用的称呼），因为她觉得自己的处境并没有引起当局足够的重视。她是个战俘，就像落在巴勒斯坦人手里的每一个以色列士兵一样，因此她有权享受《日内瓦公约》中规定的待遇和权利。她只是前来旅行的一名游客，她没有对以色列犯下任何罪行；她被捕完全是因为其他国家伪造了她的案底，这种行径是对全世界无产者的故意挑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