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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嘿嘿一笑，她有点犹豫了。她没想到我会笑。

“不过你听啊，”我反驳说，“你要么是战犯，要么就是个无辜的游客。你不可能两个都是啊。”

“这场斗争是无辜的人和有罪的人之间的斗争。”她毫不犹豫地反驳道，又继续说教起来。她反对的并不仅仅是犹太复国主义，还有她所谓的中产阶级妄图主宰世界的趋势、对人类自然本能的压制，以及维持披着“民主”外衣的政权的专制地位。

我又想打断她的话，但这一次她根本就没理我。她向我援引了马尔库塞141和弗洛伊德的言论。她提到了处在青春期的儿子对父亲的反叛，多年以后等到这些儿子也当上父亲的时候，他们自己又会否定这种反叛。

我朝上校看了一眼，可是他好像在打瞌睡。

她“行为”的目的，布丽塔说，还有她那些同志们的目的，都是要打断这种出于本能的压迫循环，不论它以怎样的形式出现——比如为了物质主义而奴役劳动力，还有“进步”这个带有压迫性的概念本身——他们要让社会中真正的力量像性欲的激情一样汹涌喷发，成为崭新的、无拘无束的文化创造形式。

“我对这些完全不感兴趣，”我抗议说，“请你别再说了，你得听听我的问题。”

因此所谓的“恐怖主义”有着两个明确的目的，她继续往下说，好像我刚才压根没开口一样。第一个目的是扰乱中产阶级和物质主义狼狈为奸的同盟军，第二个目的则是通过范例来启迪世人，他们就像是在矿井里运煤的小马，根本不知光明为何物。换言之，要把那些最受压迫的人们发动起来，唤醒他们的意识。

她还想补充说明，虽然她并不是共产主义的追随者，但是与资本主义相比，她更喜欢共产主义的教义，因为共产主义强有力地否定了用财产把人关进牢笼的自我理想。

她喜欢让性欲得到无拘无束的释放，也认为可以借助毒品——对于有这个需要的人来说——来发现自由的“自我”，这种“自我”和被逆来顺受阉割掉的不自由的“自我”完全不同。

我侧过身朝着上校。和其他任何行为一样，审讯也是有礼节的。“我们还得继续听她这么胡说八道吗？这位女士是你的犯人，不是我的。”我说道。我没办法坐在上校的这张桌子后面对布丽塔发号施令。

上校把头抬起来一点，神情漠然地看了看她。“布丽塔，你想下去了是不是？”他问道，“这几个星期你又想就着白水吃面包了？”他的德语说得和英语一样怪异。突然间，他似乎变得比实际年龄成熟得多，也睿智得多。

“我还有话要说，谢谢你。”

“你要是想待在这儿，就回答他的问题，少废话，”上校说，“随你怎么选。你要是现在就想走，我们也没意见。”他又用希伯来语对利维上尉说了些什么，她冷淡地点了点头。一个阿拉伯犯人端着放有咖啡的托盘走了进来——四杯咖啡，还有一碟甜饼干——然后恭顺地把咖啡送到大家手里，我们每个人一杯，利维一杯，饼干放在桌子中间。房间里充斥着一种厌倦的气氛。布丽塔慵懒地伸出长胳膊去拿饼干，就像待在自己家里一样。上校的手赶在她前头啪的一声落在桌上，把饼干碟子挪到了她够不着的地方。

“那么，请问你想问我什么问题呢？”布丽塔像个没事人一样问我，“你是想让我把爱尔兰人交给你吧？不然我的案子里还有哪方面会让英国人感兴趣啊，无名氏先生？”

“你要是能把一个具体的爱尔兰人交给我们，那就再好不过，”我说，“你跟一个名叫谢默斯的男人生活过一年。”

她觉得很好笑。我给了她一个机会。她盯着我使劲瞧，仿佛在我脸上看到了某种她熟悉的东西。“和他一起生活？这也太夸张了。我跟他一块睡觉。跟谢默斯就是为了性，”她调皮地笑着解释说，“和他在一起就是图个方便，他就是个工具。是个挺不赖的工具，我得承认。我对他来说也是一样。你喜欢性交吗？有时候别的男人会跟我们俩一起做，有时候还会是个姑娘。我们有各种组合方式。这么干没关系，不过我们都做得很开心。”

“跟什么没关系？”我问道。

“跟我们的工作没关系。”

“什么工作？”

“无名氏先生，我已经跟你讲过我们的工作了。我跟你说了它的目标，还有我们的动机。人道主义并不等同于非暴力。我们靠斗争才能获得自由。有时候，最崇高的事业也只能通过暴力手段来实现。这你难道不知道吗？性爱有时候也会很暴力。”

“谢默斯参与了什么样的暴力活动？”我问。

“我们说的并不是什么漫无目的的行动，而是人们反抗压迫力量的正当行为。你究竟是压迫力量中的一员呢，还是支持人的自发性，无名氏先生？说不定你可以解放自己，加入到我们的行列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