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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间，我不知不觉地替他写起了这篇文章。是给她写的。给安妮。一开始是在我的脑海里，接着是在他文稿的空白处，后来我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没用过的A4纸写了起来，很快就写满了，于是我又拿了一张。我在冒汗，汗水像雨水似的从身上往下淌；贝鲁特的夜晚有时就是那样，安静倒是挺安静，但一阵阵潮湿、令人浑身发痒的热浪却从山坡上滚滚而来，海面上则笼罩着一层讨厌的灰色烟雾，就像硝烟似的。我写啊写啊，心里还想着她会不会再打电话来。我写文章时就像那个被炸弹炸过的男孩，要写给一个我并不认识的女孩看。我写啊写啊——第二天早晨醒来之后我才惊恐地发现——写的全是些装腔作势的废话。我宣扬着特立独行的精神，诉说着伟大的情感，自以为是地抨击着人类邪恶那无法终结的轮回，还有人们总是在无休无止地寻找，要为自己的错误行径寻找理由。

要停一停，那个男孩说过。停下来，缓一缓，在战争中间停歇一下。在这一点上我纠正了他。我也纠正了安妮。我对他们说，人类冲突的历史上就算有过停歇，那也不是为了缓和，而是要让冲突变得更剧烈。停歇是为了重新划分世界，让坏蛋和受害者发现对方，让贪婪和剥夺再次集结。我写文章时就像是一个心肠太软的少年，第二天早晨，我看到写满自己笔迹的纸扔了一地，中间是一个空空的威士忌酒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认识的任何人会这么干。

于是我做了自己唯一能想到的事。我把纸扔进洗手池付之一炬，然后把纸灰捣碎倒进马桶，冲进了贝鲁特被尸体碎块堵塞的下水道。完事之后，为了惩罚自己，我到海边疯狂地跑了起来，能跑多快就跑多快，仿佛要摆脱身后追逐着我的不知什么东西。

我是在朝着汉森跑，跑得离自己越来越远，但在这条路上我还有一站要停。

我要找的德国姑娘布丽塔原来是在以色列，在内盖夫沙漠135中央一座由光秃秃的灰色棚屋组成的监狱里，那地方离一个名叫雷维维姆的村子很近。棚屋周围挖出了一道壕沟，围着双层的带刺铁丝网，四角各有一座有人值守的瞭望台。就算监狱里除了她之外还有别的欧洲犯人，也没人带我去见他们。我在那儿看到，跟布丽塔在一起的都是些年轻的阿拉伯姑娘，大部分来自约旦河西岸或加沙地带的贫穷家庭。她们在自己的巴勒斯坦同志的教唆或是威胁之下，对可憎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犯下了种种野蛮的罪行，通常都是在集市安放炸弹，或是把它们扔进平民乘坐的公共汽车。

我从比尔谢巴136坐吉普车到了那儿，开车的是情报局一个行事果敢的年轻中校，他的父亲在少年时代就被性情古怪的温盖特将军训练成了一名夜袭队员，当时以色列还处于英国的托管之下。上校的父亲还记得，温盖特会光着身子蹲在自己的帐篷里，借着烛光在沙地上画出作战方案。每一个以色列士兵好像都在谈论他的父亲，还有不少人会谈起英国人。托管时期结束之后，以色列人觉得他们已经彻底看清了我们，到今天我们可能还是这副模样：反对犹太人、愚昧无知的帝国主义者，好在还有些不一样的英国人能挽救我们的形象。迪莫纳137，以色列人存放核武器的地方，就在那条路的前方。

不真实感并没有离我而去。恰恰相反，它反而增强了。我似乎已经失去了和他人的处境保持距离的能力，可这对我们这个行当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我的感觉，还有我对别人的感觉，似乎比我的观察还重要。在黎巴嫩，如果你放松了警惕，很容易会对以色列人产生一种不假思索的憎恨。可是我已经不可救药地沾染上了这种毛病。我曾经冒着恶臭走过被摧毁的难民营里的满地烂泥，曾经蜷缩在堆着沙袋的茅屋里，这些经历让我确信，除非最后一个巴勒斯坦孩子永远闭上谴责的双眼，否则以色列人对复仇的渴望永远都无法平息。

也许那位年轻的上校隐约感觉到了我的这种想法，因为我虽然是从塞浦路斯飞过来的，可是离开贝鲁特毕竟才几个小时，我感受到的东西也许还能从脸上看出来。

“你见过阿拉法特吗？”我们的车行驶在笔直的道路上，他带着一丝忧郁的微笑问我。

“没有，没见过。”

“为什么不见见他呢？他是个好人。”

我没理会这句话。

“你为什么要见布丽塔？”

我跟他说了。瞒着他并没有任何意义。伦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以色列人，允许我去见她一面，况且我的主人肯定不会让我独自和她谈话。

“我们觉得，她也许愿意跟我们聊聊她以前的一个男朋友。”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