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莱尔（第4/8页）

“你不得不佩服他。六个月之内就把整个运动给改了头、换了面。干部、组织、口号完全焕然一新。之前他们都是一群乌合之众，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有，但现在却成了一个有教养的、高学历的团体。他不要衣着随便的群众，不要社会主义那一套胡说八道，除非那是从大学生嘴巴里讲出来的。卡费尔德很聪明，懂得容忍那些大学生。他也知道攻击警察的和平主义者和攻击和平主义者的警察之间只有一线之差。但最重要的是，巴巴洛萨是穿干净衬衫，拥有化工博士学位的。巴巴洛萨博士先生，他们现在都这么喊他。在德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统计学家、律师都是受高度尊崇的，又特别是律师——你知道律师有多么不合逻辑吗？律师是德国的伟大导师，一向都是如此。但不包括政治家，他们一点都不受人尊敬。而在卡费尔德看来，他们当然都是议会代表制有多差劲的最好证明。卡费尔德可不想要任何人代表他，敬谢不敏。他的追随者呐喊要求的是没有约束的权力——更多的权力，不用负责任的权力。这是民主的终点，不是起点，你明白吗？”他说，语气里带着一种与他无精打采神态完全不相称的自信。“我们和德国人都经历了民主，但没有人因此夸奖我们。我们推了德国人一把，但没有德国人因为得到民主感谢我们。现在我们从另一边绕出来了。民主只有在一个阶级系统里才可能存在，它是要由特权阶级恩准的——这就是现在民主搞不下去的理由。民主只是封建时代和自动化时代之间的电光石火，已经过去了。还剩下些什么呢？选民和国会是脱节的，国会和政府是脱节的，而政府则与每一个人脱节。沉默的政府——他们的标语是这样控诉的。异化的政府。我想这个用不着我来告诉你，因为它是一种英国的产物。”

他停下来，希望特纳有所响应，但特纳仍然陷在思绪里。那些外国记者在他们的长桌子那头争辩着些什么。其中一个威胁说要揍另一个，第三个人则扬言要把他们两个的头撞在一起。

“我不知道我在为什么辩护，或者我代表的是谁？但谁又知道？他们在伦敦对我使眼色说：‘一个绅士应该为国家着想而撒谎。’我回答说：‘我愿意，但先得告诉我需要隐瞒的真相是什么。’他们连一丝想法都没有。在外交部外面，可怜的大众都以为我们有一本镀金的书，封面写着‘政策’两个字……老天，要是大众知道了会怎样？”他把杯中的葡萄酒一饮而尽，“也许你知道他们的政策？我被认定应该通过最少的摩擦去获取最大的利益。但他们所谓的利益又是什么意思？大概我们是合该走向衰落的。也许英国也需要一个卡费尔德，一个新的莫斯利42？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冷漠。冷漠是我们这里的日常饮食。歇斯底里的冷漠。再来一点白葡萄酒吧。”

“你想可不可能，”特纳说，眼睛仍然凝视着山丘，“西布克龙已经知道了黑廷的事？会不会是这件事让他们对我们产生敌意？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他对我们的额外关注？”

“待会儿，”莱尔静静地说，“在一群小孩子面前不适合谈这个。”

太阳升到河的正上方，把它染得像一只金黄色的大鸟：双翅延展，覆盖整个河谷。河面上蹦跳着愉快的亮光。交代过侍者把他最好的两瓶威士忌送到网球场花园之后，莱尔就以优雅的步伐走过一张张空桌子，走向侧门。餐厅中央那群记者此时陷于沉默，每个人都因为喝多了酒而闷闷不乐，各自摊在皮革椅子里，大剌剌等着新的政治灾难的刺激。

“可怜的人，”莱尔走出户外以后说，“你到哪里出差都会碰到我这种人吗？我猜我们这种人都喜欢把满腹牢骚倾倒给陌生人。到头来我们说不定都会变成一个小号的卡费尔德：爱国的中产阶级虚无主义者。在你看来一定很恐怖。”

“我必须到他的房子看看，”特纳说，“这样才能找出真相。”

“你的要求被驳回，”莱尔心平气和地说，“西布克龙在那里派驻了警力。”

时间是下午3点。一个白色的太阳挣破了浮云。他们坐在花园的大遮阳伞下，手里拿着白兰地，看着一些外交官的女儿在网球场的红土地上打球和嬉笑。

“我怀疑普兰什科是个坏蛋。”莱尔说，“很久以前他是我们的人脉，后来却不再理睬我们。”他打了个哈欠。“他从前是个相当危险的人物，是个政治海盗。没有什么阴谋会完全跟他无关。我会过他好几次。他目前隶属自由民主党——那是各种失意政客的大本营，里头有一些很怪的怪胎。”

“但他曾经是朋友。”

“你很天真，”莱尔懒洋洋地说，“像利奥一样天真。我们可以认识一个人一辈子而没有成为朋友，也可以认识一个人五分钟就成为一辈子的朋友。普兰什科有那么重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