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莱尔（第3/8页）

侍者已经把葡萄酒端了过来，莱尔请特纳负责试酒。“我深信你的舌头要比我的清新。”但特纳婉拒，所以他就自己来品试。“好明智的推荐，”他语带赞赏地对侍者说，“好酒。”

“所有的聪明定义都适用在他身上。就像精神分析一样，只要事先假定好病征，你就总能给它们找到名字。你既可以说他是孤立主义者，也可以说他是沙文主义者；既可以说他是和平主义者，也可以说他是复仇主义者。而他又想与俄国缔结贸易同盟。他有进步的一面，这个吸引到年轻人；他有反动的一面，这个吸引到德国的老年人。这里的年轻人好清教徒主义。他们既想要干干净净的财富，又想要弓箭和巴巴洛萨（红胡子？）41。”他懒洋洋地指着七峰山。“他们都想要一切现代化的东西。难怪老一辈会成为享乐主义者。但年轻人——”他断了一下，“但年轻人却深深不满，而且发现了一条最残酷的真理：报复父母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模仿他们。卡费尔德可说是那些学生收养的大人……抱歉我话那么多。这是我的小嗜好。请不要叫我闭嘴……”

特纳看来没有在听。他看着沿步道等距离站岗的警察。他们其中一个刚刚在岸边找到一条拴着的小舢舨，此时他正玩着帆脚索，把它像跳绳的绳子一样荡上荡下。

“伦敦方面反复问我们：谁是挺他的人？他的钱是打哪来的？他们要我们定义这个，定义那个。我能告诉他们什么？有一次我写道：‘街头上的这些人，传统上是最捉摸不定的社会阶级。’他们欣赏这个答案，直到研究部才被打了回票。‘是一个已死的民主体制的孤儿。是联邦政府的伤员。’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被出卖给了保守主义，反社会主义者则认为他们被出卖给了共产党。人们现在都精得不去投票。卡费尔德的立场是惟一可以覆盖整个政治光谱的。你要怎样去定义一种情绪？老天，他们好迟钝。他们后来没有给我们任何指示，只给问题。我对他们说：‘难道你们在英国不是也碰到相同的问题吗？同一种愤怒情绪也见于其他所有地方。’没有人怀疑巴黎的示威群众搞什么颠覆世界的阴谋，那为什么要在这里找一个呢？情绪……无知……无聊，就那么回事。”他向桌子欠过身去。“你投过票吗？我肯定你投过。那是什么感觉？你觉得有什么改变了吗？”他又吃了一只生蚝。“我想伦敦被轰炸过。这就是答案吗？也许，只有波恩是没事的。好可怕的想法。被放逐的世界。不过我们就是这样。被放逐的定居者。”

“卡费尔德为什么恨英国人？”特纳问，他的心思遥远。

“我承认这是个不解之谜。我们在参赞处千方百计想搞懂。我们谈它，读这方面的数据，彼此辩论。但没有人有答案。”他耸耸肩，“谁今天还相信有动机这回事，更何况是一个政客的行为？我们试过去定义它。说不定英国人曾经给他吃过苦头。童年记忆是最难磨灭的。顺便问问，你结婚了吗？”

“这跟我们谈的事有什么关联？”

“老天，”莱尔欣赏地说，“你好难搞。”

“他的钱哪来的？”

“他是个化学工业家，在埃森郊区经营一家大工厂。有人猜英国人在占领时期让他不好过，拆了他的工厂，毁了他的事业。我不知道这个猜测有多接近事实。我们做了好些研究，但收获甚微，而劳利又禁止我们向外调查。这是很正确的决定——”他微微一耸肩，“天晓得我们玩这种游戏的话，西布克龙会作何感想。报上就只说卡费尔德恨英国人，仿佛这是不需要解释的。或许他们是对的。”

“他有什么样的背景？”

“一如预期。战前毕业，被征召为工程师。在俄国前线担任爆破专家，曾经在斯大林格勒受伤，但还是逃了出来。对和平感到幻灭。经过激烈内心挣扎，缓缓建立起自己的思想纲领。这些感人肺腑的话都是他自己说的。有一些很常见的无聊谣言，说他是纳粹秘密警察头子希姆莱的外甥之类的。没人把这种说法当一回事。这不奇怪，东德老是喜欢造一些政治头面人物的谣。”

“难道这些谣言没有丝毫真实的成分？”

“总是有真实的成分，但又总是不够多。不管怎样，除我们以外没有人当一回事。他说自己是慢慢走向政治的，说自己有过一段沉睡期和一个觉醒期。”

“你跟他碰过面吗？”

“我只读过有关他的报道，听过收音机转播的讲话。但某种意义上，他是活在我们左右的。”

特纳的淡色眼睛已经回到了彼得斯堡。太阳在山丘间斜照，光线直接打在那家灰蒙蒙大饭店的窗户上。其中一座山丘斑驳得像个采石场，有一些灰蓬蓬的白色小机器在山麓下来回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