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保罗·门兹夫妇
尽管有着呆笨的长鼻子和木制构架，维哥仍然是一架二十七英尺长的流线造型的飞机，它的外壳刚刚刷上一层鲜红色的油漆，这让它看起来仿佛是由金属制成的。虽然艾米莉指出她有些像这架单引擎飞机的第五位主人，但是这架静候在洛杉矾都市机场兰勃特跑道上的飞机，却新得耀眼，甚至连它的螺旋推进器都泛着银色的光芒。
这件翻新工作是由G·P安排的。在一座有着自己的无线电塔台的宽敞明亮的现代化机库里了，路克荷德被重新装饰和油漆，并被配上一只超级燃料箱。
“我真的没对你说谎。”昨夜，当我们在科罗拉多旅馆她的房间门口停下脚步时，她对我说。
尽管她已经三十七岁了，可看起来仍进力非凡。她穿着一件自己设计的浅蓝色曳地长裙，经过漫长一天的社交活动，看起来有些疲倦。她刚刚在旅馆的餐厅里向“美国革命女儿组织”做了报告（她被介绍为“那些黑暗年代中的一缕希望之光”）听众中仅有的男性就是餐厅的侍者同我。
“你当然对我说了谎，”我说着，伸出一只手支住墙，把她限制在那里，她的背部倚着门，“你说没有飞行。”
“不，我没有说。”打趣的神情掠过她丰满迷人的嘴唇，她把双手垫在身后，“我说我们不会乘火车旅行。”
我竖起一根手指，在她眼前摇晃了一下，“你说我们在这次小小的演讲旅行中，不会从一个城镇飞往另一个城镇。”
她仰起下颏，冷冷的目光注视着我，“我们是不会，但演讲旅行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要飞往加利福尼亚……在飞机上，斯莱姆曾对你做了什么，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他不知怎么搞的，把操纵杆撬了起来，他的伙伴布雷肯里奇失去了对飞机的控制，而我失去了对自己身体功能的控制。”
她大笑起来，笑声中既没有幽默感，也没有同情心，“我的上帝，林德伯格是我所见过的最具有病态幽默感的男人……我曾经看见他把一罐冷水倒在一个孩子的睡衣上。”
她对林德伯格的见解是正确的，但是我感觉到了一丝对美国最著名的飞行员的怨恨和护忌，这怨恨和妒忌来自他最强劲的对手——被人称为琳蒂小姐的女人。
“时间还早，”她说，从她的眼睛里我可以看出她正忍受着另一次头痛的折磨，“想进来待一会儿吗？”
“你还需要颈部按摩？”
她的面颊上浮起一丝笑意，“我那么容易就被看透吗？”
“对大多数人来说不那么容易。”
她有一个套间，带起居室——这是慷慨大方的G·P安排的，这样她就可以更方便地接受记者的采访。我在沙发上坐下来，她像印第安人一样坐在地板上，背对着我，靠在我展开的两腿之间，我为她按摩颈部。房间服务员出去为她准备可可茶，为我准备朗姆酒。
我们现在成了好搭档，阿美和我。当我们在午夜和黎明前驱车，穿过那些纵横交错的公路时，我们互相倾诉着心中的秘密。那辆又笨重又庞大的弗兰克林变成了一间忏悔室，澄澈的天宇中星光灿烂，诱惑着我们两个人彼此分享着信任。
我知道她对家庭的酸涩感受——她的妈妈和姐姐要由她供养，她死去的父亲疯狂酗酒，使整个家庭不时陷入经济危机之中。我知道她依然没有从“沽名钓誉”的犯罪感中解脱出来，因为在她那第一次也是最著名的一次飞行——乘坐友谊号飞越大西洋——中，她的确只是一名乘客。
她也知道我那理想主义的激进的父亲，由于对他唯一的儿子进入了腐败的芝加哥警察局感到失望，用我的手枪结束了他自己的生命。那把枪我一直带在身边，这是一件最触动我的良知的事情。
我没有同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
即便如此，我还是对她保留了两个秘密：其一，当然，是她丈夫雇用我监督她的一举一动，看她是否是一个忠诚的妻子；其二，是我感觉到对她的友谊正在向别的方向深入。如果我对后者采取些什么行动，那么，第一个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这样很好……很好，内特……”
我可以感觉到她脖子与肩膀上的肌肉正在放松，然后我把手指插人到她蓬松的发卷里，抓挠着她的头皮。她的呻吟声带着痛楚的快感，听起来几乎是激动的，或许说，我希望它们是这样的。
“你为什么要如此努力地工作？”我一边抓挠着她的头皮，一边问。
这件翻新工作是由G·P安排的。在一座有着自己的无线电塔台的宽敞明亮的现代化机库里了，路克荷德被重新装饰和油漆，并被配上一只超级燃料箱。
“我真的没对你说谎。”昨夜，当我们在科罗拉多旅馆她的房间门口停下脚步时，她对我说。
尽管她已经三十七岁了，可看起来仍进力非凡。她穿着一件自己设计的浅蓝色曳地长裙，经过漫长一天的社交活动，看起来有些疲倦。她刚刚在旅馆的餐厅里向“美国革命女儿组织”做了报告（她被介绍为“那些黑暗年代中的一缕希望之光”）听众中仅有的男性就是餐厅的侍者同我。
“你当然对我说了谎，”我说着，伸出一只手支住墙，把她限制在那里，她的背部倚着门，“你说没有飞行。”
“不，我没有说。”打趣的神情掠过她丰满迷人的嘴唇，她把双手垫在身后，“我说我们不会乘火车旅行。”
我竖起一根手指，在她眼前摇晃了一下，“你说我们在这次小小的演讲旅行中，不会从一个城镇飞往另一个城镇。”
她仰起下颏，冷冷的目光注视着我，“我们是不会，但演讲旅行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要飞往加利福尼亚……在飞机上，斯莱姆曾对你做了什么，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他不知怎么搞的，把操纵杆撬了起来，他的伙伴布雷肯里奇失去了对飞机的控制，而我失去了对自己身体功能的控制。”
她大笑起来，笑声中既没有幽默感，也没有同情心，“我的上帝，林德伯格是我所见过的最具有病态幽默感的男人……我曾经看见他把一罐冷水倒在一个孩子的睡衣上。”
她对林德伯格的见解是正确的，但是我感觉到了一丝对美国最著名的飞行员的怨恨和护忌，这怨恨和妒忌来自他最强劲的对手——被人称为琳蒂小姐的女人。
“时间还早，”她说，从她的眼睛里我可以看出她正忍受着另一次头痛的折磨，“想进来待一会儿吗？”
“你还需要颈部按摩？”
她的面颊上浮起一丝笑意，“我那么容易就被看透吗？”
“对大多数人来说不那么容易。”
她有一个套间，带起居室——这是慷慨大方的G·P安排的，这样她就可以更方便地接受记者的采访。我在沙发上坐下来，她像印第安人一样坐在地板上，背对着我，靠在我展开的两腿之间，我为她按摩颈部。房间服务员出去为她准备可可茶，为我准备朗姆酒。
我们现在成了好搭档，阿美和我。当我们在午夜和黎明前驱车，穿过那些纵横交错的公路时，我们互相倾诉着心中的秘密。那辆又笨重又庞大的弗兰克林变成了一间忏悔室，澄澈的天宇中星光灿烂，诱惑着我们两个人彼此分享着信任。
我知道她对家庭的酸涩感受——她的妈妈和姐姐要由她供养，她死去的父亲疯狂酗酒，使整个家庭不时陷入经济危机之中。我知道她依然没有从“沽名钓誉”的犯罪感中解脱出来，因为在她那第一次也是最著名的一次飞行——乘坐友谊号飞越大西洋——中，她的确只是一名乘客。
她也知道我那理想主义的激进的父亲，由于对他唯一的儿子进入了腐败的芝加哥警察局感到失望，用我的手枪结束了他自己的生命。那把枪我一直带在身边，这是一件最触动我的良知的事情。
我没有同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
即便如此，我还是对她保留了两个秘密：其一，当然，是她丈夫雇用我监督她的一举一动，看她是否是一个忠诚的妻子；其二，是我感觉到对她的友谊正在向别的方向深入。如果我对后者采取些什么行动，那么，第一个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这样很好……很好，内特……”
我可以感觉到她脖子与肩膀上的肌肉正在放松，然后我把手指插人到她蓬松的发卷里，抓挠着她的头皮。她的呻吟声带着痛楚的快感，听起来几乎是激动的，或许说，我希望它们是这样的。
“你为什么要如此努力地工作？”我一边抓挠着她的头皮，一边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