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第4/5页）

一辆特别列车从伦敦把婚礼宾客接来。我记得当时跟低调朴素的绅士托马斯·卑尔德聊了几句，他二十年多前曾经担任狄更斯的伴郎，是在场唯一一位曾经出席新娘父亲婚礼的宾客。只是，狄更斯在简短的特别祝贺词里竟挖苦地——我觉得几乎有点儿愤怨——提及“二十四年前在某栋都市建筑里举办的类似仪式”。

凯蒂的母亲凯瑟琳当然没有出席。狄更斯依然健在的老母亲伊丽莎白·狄更斯也没参加婚礼。新娘母亲的娘家只有乔吉娜出席。不过好像没多少人注意到这件事。

婚礼结束后，宾客们回到盖德山庄享用丰盛早餐。同样地，餐桌上面及周边的一切都缀满白色鲜花。尽管早餐菜色极尽奢华，过程却只花了一小时。主人预先告知宴席上不会有任何致辞，果然说到做到。我注意到新郎新娘只在餐桌旁稍坐片刻就消失了，其他宾客用餐后则是到草坪上玩游戏。我母亲对这桩婚事的态度类似狄更斯，那天早上一直需要照料。我弟弟和凯蒂重新出现时，两人都穿着外出服。一身黑衣的凯蒂情绪崩溃，伏在她父亲肩膀上痛哭。我弟弟脸色愈来愈苍白，我担心他随时会晕倒。

我跟我母亲和其他大约三十名宾客聚在马路旁跟新人吻别，也跟所有人握手，依礼俗向新人扔旧鞋。马车离开后，我母亲说她身体不舒服。我先扶她坐在树荫下，再回去跟狄更斯道别，却到处找不到他。他没有跟年轻人在草坪上玩耍，也没有在楼下客厅或楼上的撞球间或书房。

我看见玛丽从楼梯上走下来，于是上楼走到凯蒂房间——那天早上之前的凯蒂卧房——看见狄更斯跪在地上，脸埋在凯蒂的结婚礼服里，哭得像个小孩子。他抬起头看我一眼，老泪纵横的脸庞可能只看见我在门口的模糊身影，也许以为我是他女儿玛丽。他用嘶哑的破嗓子哭着说：“如果不是因为我，凯蒂也不会离开家。”

我没有答话，直接转身下楼走到院子里，扶起我母亲，找了架马车带我们到火车站搭车回伦敦。

我弟弟和凯蒂不会有孩子。外界谣言四起，说他们婚后始终没有圆房，这谣言也许出自狄更斯口中，但也可能是凯蒂自己说的。的确没错，到了狄更斯发生火车意外事故的1865年夏天，凯蒂已经成了怨妇，四处招蜂引蝶，显然有意找个情人。如果不是她父亲虎视眈眈时时警戒，她身边多的是可以罔顾道德跟已婚妇人上床的男性。

我弟弟的慢性病和胃痛也成为狄更斯家族的一大困扰。当时我认为他只是胃溃疡。1873年我弟弟死于胃癌，当时我唯一的慰藉是，查尔斯·狄更斯比我弟弟早走一步。

狄更斯在1865年那个不寻常的秋天对我说：“威尔基，你弟弟每次在这里吃早餐，就会为我的餐桌带来一张死人脸。”所有人都看得出来狄更斯认定查理活不了多久，而且他——这位天下无双先生从来闭口不谈自己的病症，更从来没想到过自己也会死——觉得查理不如早点儿死了算了。

亲爱的读者，那么话题就回到1865年冬天我悲惨的健康状况。

我父亲生前也饱受风湿之苦，病灶集中在他左眼后侧，以至于他晚年几乎无法作画。我的风湿与痛风不可避免地转移到我的右眼，让我右眼几乎不能视物，写作时只得把左眼眯成一道细缝。疼痛也进犯我的手臂和手掌，所以我蘸取墨汁时必须先把笔从右手换到左手。

到最后我势必完全无法写作，只能躺在沙发上口述我未来的作品，但还得事先训练我的年轻助理——先是哈丽叶，之后会是某个更倒霉的人——别理会我的痛苦哀号，只要专注聆听我夹杂在惨叫声里的口述语句。

我早先说过，鸦片酊是我对治疼痛的缓解剂。或许我也提到过，一般都是在一杯葡萄酒里加入三五滴鸦片酊一起服用，可是到了这个阶段(1865年冬天)，我必须一口气喝个两到三杯才有办法工作或入睡。

服用鸦片酊会有一些我说过的坏处，比如总是觉得自己被人跟踪或遭到迫害，也会有幻觉。起初我认为那个绿皮肤黄獠牙的女人只是幻觉，可是自从她开始在黑暗的楼梯间攻击我，我有好几次早晨睡醒时在脖子上发现抓痕。

某天晚上我在书房写我的小说《阿玛达尔》，突然发现有个男人坐在我左边的椅子上，离我只有几厘米，他也在写东西。那人是我的分身，应该说他就是我：同样的服饰、拿着同一支笔，用迟钝又震惊的表情望着我。当时的我想必也是用同样的表情望着他。

他伸手拿我的空白稿纸。

我不能让他写我的作品，我不能让那页白纸——那页属于我的白纸——变成他的。

我们开始扭打。椅子翻倒了，一盏灯砸碎了。我在黑暗中推开他，跌跌撞撞冲出门外，跑回我的卧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