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密歇根湖的湖岸沿线已经结冰，方才的一场暴风雪使得湖面的冰块参差不齐，看起来危险而美丽。西尔斯大厦最上面的几层被低垂在城市上方的灰色云团吞噬，已无法看见。当我沿着史蒂文森高速公路驶进芝加哥时，一路上看到的就是这幅图景。现在已近中午，我猜测在天黑之前还有一场大雪。我原以为丹佛已经够冷了，在芝加哥中途国际机场降落时这一想法改变了。

我最近一次来芝加哥已经是三年前了。除了严寒外，我还是挺想念这个地方。八十年代初期，我就读于这儿的西北大学麦迪尔新闻学院，从此深深爱上了这座城市。毕业后，我很希望留在这儿，想在某家报社找份工作，但《芝加哥论坛报》和《芝加哥太阳报》都没有录取我，面试我的编辑叫我先在外面找份差事，积累些经验，然后拿着发表了自己报道的剪报回来应聘。我当时失望到了极点，不是因为没被录取，而是因为不得不离开芝加哥。当然，我可以留在芝加哥的城市新闻通讯社，我上学时曾在那儿打工，但这份工作并不是报社编辑希望看到的经验，而且我也不喜欢为这家通讯社卖力气，因为他们支付薪酬时简直把你当成只看发表数量而不计较工资的学生。于是我回到家乡，在《落基山新闻》谋了份差事，一干就是这么多年。最开始，我一年至少跑两趟芝加哥，跟朋友聚聚，逛逛喜欢的酒吧，但一年年过去，我来得越来越少。上一回我来这儿已经是三年前了。那时我的朋友拉里·伯纳，按照面试编辑告诉他的在外面找了份差事，积累了经验，再回来应聘，终于成功加入《芝加哥论坛报》。我来看望他，那之后就再没回来过。我觉得自己也已经攒了足够多的剪报，完全可以去应聘像《芝加哥论坛报》之类的报纸，但是一直没有想好要不要把材料寄过去。

出租车把我送到了凯悦酒店，河对岸就是《芝加哥论坛报》的总部。现在还不到下午三点，我预订的房间还不能入住，于是我把包交给酒店服务员，出去找了个拨打付费电话的地方。翻了会儿电话簿之后，我拨通了芝加哥警察局第三区分局暴力犯罪调查处的号码，找劳伦斯·华盛顿警探。他刚接过电话，我就挂断了。我只想确定他在局里。以记者的身份跟警察打交道，我的经验就是永远不要预约。如果预约了，实际上就是提供了明确的时间地点，让他们可以避开。大多数警察不愿意跟记者谈话，甚至连让人见到他们跟记者在一起都不乐意；而少数那些愿意谈的，反倒得小心警惕。所以，我必须偷偷靠近他们——这就是一场博弈。

挂了电话，我看看表，差不多到中午了。我还剩二十个小时，预订的班机明天一早八点飞往杜勒斯。

我在酒店外拦了辆出租车，告诉司机调高暖风，从林肯公园取道去贝尔蒙特大街和西大街。走这条路，我就能经过那个叫斯马瑟斯的男孩的尸体被发现的地方。从发现他的尸体到现在，差不多正好一年。我想，要是我能找到那个地方，它的模样大概跟发现尸体那天一模一样。

我打开背包拿出电脑，调出昨天晚上从《落基山新闻》资料室里下载的《芝加哥论坛报》剪报。屏幕向下滚动，我浏览着斯马瑟斯一案的报道，直到找到描写发现男孩尸体的那一段。发现者是一名动物园讲解员，当时他刚离开女朋友的公寓，从林肯公园穿行而过，男孩的尸体就在一片积雪覆盖的空地上——正是那年夏天室外地滚球联赛美国对阵意大利的比赛场地。报道中说，那片球场就在克拉克大街尽头靠近威斯康星大街的地方，在那儿能看到位于动物园的红谷仓——那是芝加哥市粮仓系统的组成部分。

路上还算畅通，不到十分钟我们便抵达了公园。我让司机拐进克拉克大街，在进入威斯康星大街的路口靠边停车。

地上积着厚厚的新雪，只有几行脚印横跨而过。人行道的长椅上也积了大约三英寸高的雪。公园里的这片地方看起来就像完全荒废了。我下了出租车，进入球场，知道其实现在已经看不到什么了，但又暗暗有些期待。我不知道具体在期待什么，也许是某种现场氛围吧。刚走到一半，雪地上出现一串脚印，从左向右地截断了我的路线。我跨了过去，继续往前走，又一串脚印从右向左地拦下了我的路，看起来是有一帮人来参加聚会，聚会结束后又沿原路回去了。应该是些小孩子，我想。也许是要去动物园，如果现在还开放的话。我望向那座红谷仓，就在这时，我注意到离我约二十码的一株高大橡树下放着花束。

我朝那棵树走去，凭直觉猜到了我看到的是什么：一周年纪念，以花祭奠。我走到树下，发现这束花——鲜艳的红玫瑰，就像溅在雪地上的鲜血——是假的，用木头刨花制成。有人在树干的第一个分杈上放了一张在照相馆拍摄的照片，一个男孩双肘支在桌子上，两手托腮，冲着镜头露出笑容。他穿着红夹克、白衬衫，还系着一个很小的蓝领结。我猜是他的家人放在这儿的。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去孩子的墓前寄托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