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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得到安慰的是赞米，那个乐观自信、适应力强、不动感情、健康强壮的赞米。他在自己最喜欢的酒吧吃饭（黑咖啡也许非常适合烦恼的警察和必须保持身材的演员，但是赞米靠出售别人的烦恼吃饭，只有在裁缝替他测量时才会想起自己的身材）。而这顿午餐哪儿都不大对劲。牛肉煮得太老，啤酒冰得不够，服务生不停打嗝儿，土豆的味道像肥皂水，干果布丁像烘焙过的苏打，就连他平日里抽的香烟也卖光了。他先前觉得不适的感觉以及遭到误解的烦闷，非但没有通过食物和饮料的魔力驱散掉，反而转化为了对这个世界的愤怒。他的视线越过酒杯，闷闷不乐地看着他的同事和其他同龄人坐在铺着白色粗布巾的桌边，有说有笑。他们不习惯看到赞米眉头紧锁的样子，于是停止了说笑，转而挑逗他。

“怎么啦，赞米，牙疼吗？”

“不是，他在练习怎么成为一个独裁者。从表情开始练习。”

“不，不是从表情开始。”第三个人说，“你得从发型开始。”

“还有手势，手势很重要，看看拿破仑就知道了，如果他没发明那个把手举到胸前的手势，他永远不可能升到下士的官衔。生小孩，你知道吗？”

“如果赞米打算生小孩，他最好在办公室出现这样的想法，而不是在这里。我觉得他的小孩不会长得多好看。”

赞米诅咒他们全都下地狱。他离开酒吧去找烟贩买他喜欢的香烟。警察厅的人何必把那种事情放在心上？大家都知道写在报纸上的东西不是空话假话，就是连篇累牍的废话。如果你不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大做文章，人们也许会开始怀疑那些事确实微不足道，接着他们不会再买报纸。那报界大亨、赞米以及许许多多无辜的股东又该何去何从？你得给那些濒临崩溃的工薪阶层提供情感源泉吧，他们要不疲劳不已，要不迟钝到无法感知周围的事物。如果你没法冰冻他们的血液，那就让他们可以痛痛快快哭上一场或者两场啊！

关于克雷早年在工厂的故事的确是好东西——即使那个马脸女人自称认识克雷是骗他的，管她呢。但是你不能总是让大家兴奋激动或者悲伤不已，如果有一种情感英国大众喜欢沉浸其中，那必然是自居正义的义愤填膺。所以，他，赞米，就让他们沉浸在这种情感之中。警察厅的人非常清楚那些义愤填膺的人第二天就会把这一切忘得一干二净，所以那么在意干吗？有什么可懊恼的？“把无辜的人逼上绝路”不过是一种措辞而已，实际上就是陈词滥调。里面没有什么可以让一个理智的人动怒。警察厅的人对表面现象有些太敏感了，事实就是这样。他们十分清楚不应该这样。他绝对无意干涉其他人的工作，但是文章有些内容的确就是实话，他突然想到这一点。当然不是指“把人逼上绝路”。其他有些内容不过是乱嚼舌根。警察厅的人这样真算得上是丢脸——哦，好吧，丢脸说得有点太过头了。只是令人惋惜，不管怎样，那样的事情居然会发生在一支自认为效率高的警队身上。时局好的时候他们高高在上不近人情，犯了错就别指望别人同情他们。如今如果跟美国一样让媒体参与破案，像那样的事情根本不会发生，他，赞米·霍普金斯，也许只是一个罪案报道记者，但是他知道的罪案和侦探不比任何一个警察少。如果“老头子”愿意准许他休假，警察允许他使用他们的资料，不到一个星期他就能把杀死克雷的人送进监狱——当然也会让它登上头版头条。想象力，警察厅的人需要的就是这个，而他拥有足够的想象力，他所需要的是一个机会。

赞米买了香烟，闷闷不乐地把烟装进他的金烟盒里，这个金烟盒是他出发到伦敦时乡下同事送给他的（据说同事如此的慷慨之举更多的是想向他表达感激而不是忠诚）。接着他又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办公室。在《号角报》时髦的教堂式总部大厅入口，他碰到了年轻的初级记者穆斯克尔，他正准备出门。赞米简单地点了点头，照例寒暄，但没有停下脚步。

“你去哪儿？”

“去听有关星星的演讲。”穆斯克尔不大感兴趣地说道。

“天文学，很有意思。”赞米讽刺地说。

“不是天文学，是星相学，”这个年轻人从阴暗的门口走到了阳光照耀的街道上，“叫波普还是什么的女人讲的。”

“波普！”赞米正走向电梯门突然停了下来，“你是不是说济慈？”

“是不是济慈？”穆斯克尔又看了看邀请函，“是的，就是济慈。我知道有一个诗人叫济慈。嘿，出了什么事？”赞米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拽回了大厅。

“事情就是你不用去听什么星相学的演讲了。”赞米说着把他推进了电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