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第5/7页）

控方：“难道你没有想过，既然自己用一点蛮力就能相对容易地把门给撞开，那不正好说明门闩当时并没有牢牢地固定在锁环里，而很有可能已经从门上松下来了呢？”

“门可没有像你说的那样容易被撞开。”

“你算不上个大力士吧，所以才会有体力不支的感觉。”

“我的确不是大力士。不过那只门闩已经很旧了，木门上也已经出现了裂纹，只有锁是新的，但质量也算不上有多好。再说我的身体还一直比较硬朗呢。”

“好吧，格罗德曼先生。我希望你永远不要在杂耍场里现身。”

控方叫出的下一位证人是杰茜·戴蒙德的房东太太。她证实了温普关于康斯坦特先生偶尔会来拜访杰茜的说法。她向众人讲述了死去的慈善家把女孩发展成为事业伙伴的过程。但最吸引听众的却是发生在十二月三日晚的事情，那时被告突然急匆匆地跑来，向她焦急地询问女朋友的下落，他称自己刚从戴蒙德小姐那里收到一封神秘的来信，信中说她已经离开了。房东太太对他讲戴蒙德小姐本该在几周前把这事告诉他，因为这个忘恩负义的房客三周前没跟她打招呼就一声不吭地离开了。在承受了被告人一通毫无绅士风度的抱怨和怒吼之后，她对莫特莱克先生说这是他自作自受，他本应把杰茜照顾得更好，而不是让她独守空房。接着她告诉莫特莱克林子里并非只有一棵树，没有必要在杰茜这样一棵因无人欣赏而日渐憔悴的树上吊死。（最近杰茜的气色确实是一天比一天差了。）莫特莱克听了这话，愤怒地把她称为骗子，然后便离开了。她希望自己永远也不要再看到莫特莱克的脸，不过她对莫特莱克今天会出现在被告席上倒是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下一位证人是银行职员费兹詹姆斯·蒙哥马利先生，他还记得戴蒙德小姐兑现支票时的情况。他的印象之所以特别清晰，是因为他当时把钱付给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她要的全都是金币。蒙哥马利先生作完证后，便进入休庭时间。

丹齐尔·坎特科特是在庭讯恢复后第一个被控方传讯的证人。在被问及他是否跟温普先生说过曾经听到被告诋毁康斯坦特先生的事时，他予以否认。他没亲耳听过被告诋毁过任何人。也许他给温普先生留下了错误的印象，而温普先生只是理解了字面上的意思。（笑声。）克劳先生以前也告诉过他类似的事情。在辩方问讯时，他称杰茜·戴蒙德是个芳华绝代的精灵，她总会让他联想起圣女贞德。

克劳先生在被传讯时显得非常激动。他号称《圣经》完全是胡说八道，因此拒绝向法庭宣誓。他不能用这样充满着自相矛盾的东西向任何人宣誓。他不需宣誓就可以向法庭证明自己的证词。他说自己不能否认（虽然他很希望能不承认）被告起初就很不信任康斯坦特先生，但他感觉这种不信任感很快就消失了。是的，他是被告的好朋友，但他看不出这为什么会使他的证词无效，尤其是在他并没有宣誓的情况下。他和别人一样，发现被告在假日前后显得非常疲惫，但这是为劳工的利益和打破权贵阶级的统治而过度工作的结果。

另外几位被告的熟人多少有些不情愿地向法庭作证，承认被告有时确实对那位初出茅庐的工人领袖带有偏见，每每还会说出一些非常难听的言语。控方接着拿出了一张宣称被告将在十二月四日出席一次重要会议的海报。但他最终并没有出现在那次会议上，也没有做出任何解释。最后，控方还搬出了案件发生当天在利物浦码头将被告逮捕的那几个警察，他们对被告当时的可疑行动做了论述。控方的举证至此告一段落。

查尔斯·布朗-哈兰德律师神气十足地站了起来，身上穿着的丝绸律师袍沙沙作响。他开始向法庭陈述辩方的论点。他首先声明自己并不会传来许多证人。控方的论点从根本上来说是非常幼稚的，而且一点也不合理。仅仅依靠这些相互依赖才能成立的证据的话，控方就太容易被驳倒了。被告人格高尚，品行没有污点。他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出现是和格拉斯顿先生一同登上讲坛的那次，他的诚实和高风亮节得到了最高层政治家的肯定。他每小时的行动都有据可查——而控方的大多数指控却并无明确的事实证据。他的身上也并没有表现出如控方所述的超人天才和恶魔般的狡诈。控方的层层假设令人想起了古老东方有关“大地驮在大象身上，而大象又站在乌龟身上”的荒诞传说。但辩方还是有必要向法庭证明康斯坦特先生几乎不可能死于七点之前，而被告最晚在早晨七点十五分已经在尤斯顿路车站搭上了前往利物浦的火车。被告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弓区赶到车站。他同样不可能在从早上五点二十五分开始的短短两小时内穿梭于弓区和车站之间犯下如此罪行。“真正的情况，”查尔斯令人印象深刻地对众人宣讲，“实际上很简单。被告由于工作压力和向上爬的野心（关于这点他并没打算隐瞒），渐渐疏离了曾与其订婚的戴蒙德小姐。莫特莱特毕竟也是个凡人，他的思想随着地位的改变逐渐有了变化。但不管怎么说，他的内心还是深爱着戴蒙德小姐的。而此时戴蒙德小姐却认为他不再爱自己了，自己配不上他，所受的教育使自己不能继续和他携手并进——简而言之，她认为自己成了被告前进道路上的包袱。”作为一个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可以称得上是意志坚强的女孩，她决定通过离开伦敦来解决这个问题，以避免她的未婚夫因为良心发现而为她牺牲自己。她同时还担心软弱会让自己半途而废。因此她决定做个彻底了断，她现在究竟身处何方尚且无人知晓。控方的论断甚至让康斯坦特先生的英名也受到了玷污——这种论断简直肤浅得让我不愿提及。控方指证阿瑟·康斯坦特或许引诱过戴蒙德小姐，又或许和她保持着不正当关系。从男女双方的实际情况来看，这样的假说都站不住脚。在离开伦敦前或者说是离开英伦半岛以前，戴蒙德小姐给住在达文波特的姑姑（她在这个国家唯一的亲戚）写了封信。在信中她请姑姑帮忙两周后给被告寄一封信。她姑姑严格遵守了侄女的嘱托。这就是十二月三日晚让被告五雷轰顶的那封信。被告原先对戴蒙德小姐的爱意又重新浮现出来了——他非常自责，内心充满了对这个女孩的歉意。信中充斥着不祥的气息，他猜测戴蒙德小姐很有可能会去寻死。他首先想到要去问问朋友康斯坦特先生对此事的看法。兴许康斯坦特知道些什么也说不定。被告知道他们俩曾有过联系。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尊敬的法官和陪审团的先生们，我不想像控方那样把假设和现实完全混为一谈，因此我只能说存在这个可能性——康斯坦特先生资助给她二十五英镑以便她离开这个国家。他对戴蒙德小姐像个哥哥一样。康斯坦特先生也许会鲁莽地去拜访她，但我认为他们双方都不可能有一丝邪念。也许康斯坦特先生在不清楚他们俩实际关系的情况下，鼓励了戴蒙德小姐这种自我放弃和自我牺牲的想法，他不是在自己的最后一封信中提及过一个品格十分高尚的女性以及他本人曾对少数人施以有益影响的事吗？也许我们再也无从得知确切的情况了，除非死人可以开口说话，或者失踪的戴蒙德小姐最终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同时，戴蒙德小姐为了支持慈善事业而在银行支取了二十五英镑也并非毫无可能。但我们再回到可以确定的事情上来吧。我们知道被告就前述那封信咨询了康斯坦特先生的意见。然后他又跑到了戴蒙德小姐在斯特尼格林地区租住的公寓，尽管他事先就很清楚这一趟很有可能会是徒劳无功的。信上盖着达文波特的邮戳，他知道戴蒙德小姐有个姑姑住在那里，他想戴蒙德小姐也许会去投奔她的姑姑。他不能打电报，因为他不知道那位姑姑的确切地址。于是他就查了列车时刻表，决定清晨五点三十分从帕丁顿车站出发，他把计划告诉了房东太太，然后把信夹进了列车时刻表。不过最后这份列车时刻表还是掉进了沙发下的一堆文件中，因此他不得不重新买了一份时刻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在本性上是个不拘小节而且粗心大意的人，而那把被温普发现的据说是被告杀人后藏在沙发里的钥匙，我想大概是他还住在康斯坦特卧室的时候不小心弄丢的，应该已经在那儿好几年了吧。别忘了这是他自己的沙发，是从楼上的房间搬过来的，大家都知道，小东西是很容易掉进沙发缝隙里的。因为怕误了火车，他在那个令人心碎的夜里根本没脱衣服睡觉。其间他还想到杰茜是个太过聪明的女孩，不会简单地躲在姑姑家了事。于是他认为自己的未婚妻很可能去投奔大洋彼岸已经结婚的兄长了，她去达文波特的姑姑家也许只是和她道别。正是考虑到了这点，他最终决定不去达文波特浪费时间了，而是直接前往利物浦的码头上去找。因为没有觉察到信件被未婚妻的姑姑延误了两周，他认为自己还有可能在码头或是船上截住她。不幸的是他雇的马车在大雾里走得很慢，他没有赶上第一班发往利物浦的火车。他在迷雾中痛苦地思考着，直到一个多小时以后搭上第二趟列车。在利物浦的码头上，警察发现他举止可疑、情绪激动，于是把他扣留了。当时失去未婚妻的念头萦绕着他，他的精神完全垮了。这就是前后所有的简单的事实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