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遗忘的最深处（第2/35页）

下午，咖啡厅里几乎没有客人，但傍晚六点以后，顾客盈门，拥挤在酒吧台和厅里的几张桌子周围。厅里，叽叽嘎嘎的说话声，电动弹子的劈劈啪啪的响声，以及这些拥挤的人群中的嘈杂声，使我无法一下子认出樊·贝维和雅克丽娜。首先我试试在人群中找到樊·贝维穿的人字斜纹的布大衣，然后雅克丽娜的皮上装。我在球台前好几次没有找到他们，随后我就坐在一张咖啡桌旁。每次我都等了很久，心里在想也许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们，他们永远消失在这一片人群和嘈杂声中。但一天的午后，在冷清的大厅深处，他们出现在那里，两人并肩站在台球桌前。

我几乎回忆不起来我一生中这个时期的其他细节，也几乎想不起来我父母的面孔。在此之前，我曾经还在他们的公寓里住了一段时间，随后辍学，靠卖旧书谋生。

在认识雅克丽娜和樊·贝维后不久，我住在一家叫利马的旅馆，离他们住的旅馆不远。我在护照上改了出生年月，多记了一岁，这样我便成了一个成年人。

我住进利马旅馆前一周，因为不知要住在何处，他们便把房间的钥匙交给我，而他们俩出发去外省的一家游乐场，他们习惯在那里赌博。

在认识我之前，他们就开始出入于昂基恩的游乐场和其他两三个位于诺曼底海水浴疗养地的小游乐场。随后，他们固定到迪耶普、弗日雷索和巴尼欧罗内等地赌博。他们星期六出发，星期一回来，带回一小笔赢来的钱，但从来没有超过一千法郎。樊·贝维曾找到一种赌法：正如他所说的，输后在“中五周围”双倍下注。但这种赌法只有在玩滚球赌小数目的钱时才能赢利。

我从来没有陪他们涉足这些地方，我等候他们，直到星期一，一步没有离开街区。隔不久后，樊·贝维去“弗日”——他这么简称，它比巴尼欧罗内近些，而雅克丽娜留在巴黎。

夜间，我独自留在他们房间时，房里总是飘浮一种乙醚的气味，蓝色的瓶子放在盥洗台上。壁橱里放着衣服：一件男上装、一条裤子、一个胸罩和一件雅克丽娜穿的灰色卷领羊毛套衫。

那几夜，我没有睡好。我醒过来，却不知身在何处，要隔好久才认出房间。倘若有人问我有关樊·贝维和雅克丽娜的事，我定会困惑不安而回答不出，也说不出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将回来吗？我终感疑惑。旅馆入口，总台的暗色木柜台后，站着一位男服务员放心地看着我登楼进房间，并向我点头表示致意，我随身带钥匙出入，他也不过问。

最后一夜五点左右，我醒过来，再也睡不着了。我大概睡在雅克丽娜的床上，闹钟滴答滴答的声音这么响，我想把它放在壁橱里，或藏在枕头底下。但我又怕寂寞，于是我起身，走出旅馆，在码头上漫步，直走到植物园的栅栏旁。奥斯特里茨火车站还有一家咖啡馆开着门，我走进去了。

在这前一周，他们去了迪耶普的游乐场赌博，早晨，他们很早就回来。今天大概也一样会早回来。还要等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住在郊外的人走出奥斯特里茨火车站，人越来越多，他们在小咖啡馆里喝咖啡，然后走进地铁口。天还黑着，我又在植物园以及古老的酒市场的栅栏外漫步。

我远远地瞥见他们俩的身影。樊·贝维穿的人字斜纹的布大衣在夜间清晰地闪动着。他们俩都坐在一张长凳上，在码头的另一端，面对着旧书商的那几只锁闭着的旧书箱。他们刚从迪耶普回来时，去敲过他们房间的门，但没有声音，因为我刚才出门时把钥匙放进了口袋里。

我住在利马旅馆的房间，窗口朝向圣日耳曼林荫大道和贝尔纳会修士街的高处。我躺在床上时，看见一座教堂——我忘记它的名字——的钟楼显现在窗框中。夜间，在车辆的嘈杂声消失后，报时钟声特别响。雅克丽娜和樊·贝维常陪我回旅馆。我们去一家中餐厅用晚餐，去看一场电影。

那些傍晚，在圣米歇尔林荫大道上，我们混同在与我们擦身而过的大学生人群中，很难区别。樊·贝维略旧的大衣和雅克丽娜的皮上装消失在拉丁区暗淡的背景里，而我，穿着一件本色的肮脏雨衣，手里拿着书。不，说真的，我不知道我们身上还有什么可引起注意的东西。

我在利马旅馆的登记卡上写我是文科大学生，但这只不过形式而已，因为站在总台后的男子从来没有问过我任何情况，我只需每周付一次房租就行了。有一天，我提着一袋书走出去，要卖给一位我认识的书商，他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