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遗忘的最深处

来自遗忘的最深处……

斯蒂芬·乔治

她中等个儿，而他，热拉·樊·贝维稍稍矮些。那是三十年前的冬天，我们初次见面的那个晚上，我陪他们一直到图纳尔码头的一家旅馆。我在他们的房间里待了一会儿，只见里面有两张床铺：一张靠近门口，另一张位于窗沿。窗口并没有朝向码头，我觉得它好像是个复折式屋顶的老虎窗。

我没有看出房间里有半点混乱：床上铺得整整齐齐，没有箱子，没有衣服，只见床头柜上放着一个大闹钟。虽有这个闹钟存在，仍使人感到他们好像偷偷藏在这里，避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似的。况且，这初次见面的晚上，我们只在房间里待了一会儿，只是我把书放进房间的那么一会儿时间。在圣米歇尔广场的一家书店，我没能把这些艺术书籍卖掉，提在手里很累。

那天日暮，正是在圣米歇尔广场上，地铁口人来人往，上上下下，他们从人群里走来和我搭话，问我这周围哪里可找到邮局。我害怕说不清，我这个人笨嘴笨舌，从来不知道怎么样给人指出一条最近的捷径来，于是我干脆亲自带他们到奥德翁邮局。途中，她停在一家卖烟的咖啡店里，买了三张邮票，在信封上贴了，我看见了信封上写的收信地址是：马略卡。

她把信扔入其中的一个信筒里，也没有看清那个信筒有没有写上“外国—航空”。我们转向圣米歇尔广场和码头走。她看见我手里提着这么一摞书，担心我提得太累，因为“它们大概很沉”。随后，她用生硬的口气对热拉·樊·贝维说：

“你帮他一下。”

他朝我笑了笑，随后拿了其中一本最厚的，夹在腋下。

我来到图纳尔码头他们住的房间里，把书放在床头柜的脚下。柜上的闹钟没有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时针指着三点。枕头上有一个斑点。我俯身放书时，闻到枕头和床上飘出一股乙醚的气味。她打开床头灯，她的胳膊擦到我的身上。

我们在旅馆附近的码头上的一家咖啡馆吃晚饭。我们每人各自只点了一道主菜。是樊·贝维付钱结账，那天晚上，我身上没有钱。樊·贝维少了五法郎，在大衣和衣服的口袋到处摸，终于凑足了五法郎的零钱。她抽着烟，漫不经心地注视着他，看着他到处找。她刚才把她的菜让给我们分着吃，只在樊·贝维的碟里夹了几口菜。她转过头用嘶哑的声音对我说：

“下一次，我们去一家像样的餐厅……”

随后，樊·贝维上楼去提我的书，我们两人站在旅馆门口等。我打破了沉默，问他们是不是住在这里很久了，他们是从外省来，或是从外国来？不是，他们来自巴黎的郊区。他们住在这里已经两个月了。这就是那天晚上她给我说的一切。还有她的名字：雅克丽娜。

樊·贝维来到我们跟前，递给我书。他想知道我明天还要不要卖书，这种生意好不好挣钱。他们对我说我们可以再见面，但很难和我约定一个明确的时间，不过他们经常在但丁街角的一家咖啡馆里。

如今我在梦中有时回到那里：但丁街上，二月的一天黄昏的夕阳令我赞叹不已。从那时候，它一直没有变化。

我停在平台的玻璃窗前，凝视着酒吧间的柜台、电动台球和咖啡桌子。桌子的摆放就像放在舞池边缘一样。

我走到街的中间，对面圣日耳曼林荫大道的高楼在那里投下阴影，但在我的身后，人行道还是阳光明亮。

醒过来，我一生中认识雅克丽娜的那个阶段，就如同那种阴阳差别一样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冬天灰白色的街道和那从百叶窗的缝隙透过去的阳光。

*

热拉·樊·贝维穿着一件人字斜纹的布大衣，他这样的小个头，大衣显得太宽了。我在但丁街的咖啡厅里又看见他站在电动台球桌前。不过，是雅克丽娜在玩台球。她的胳膊轻轻地动，胸部在缓缓地起伏，只听见电动装置连续发出劈劈啪啪的声音，闪烁着亮灯。樊·贝维的大衣又长又宽，下摆垂到双膝下方。他站得很直，领子翻下，双手插在口袋里，雅克丽娜穿着一件栗色的软皮上装，卷曲的灰领子饰有螺旋形的流苏。

我第一次在但丁街上找到他们时，雅克丽娜转过身，朝我笑了笑，随后她继续玩弹子球。我坐在一张桌子旁，她的胳膊和胸部纤细优美，尤其是她站在一台笨重的大机器旁边，机器的抖动似乎随时可把她扔到后面去。她站好架式，像是一个随时都有跌倒危险的人。她朝我的桌子走来。樊·贝维站在弹子台的前面接着玩。起先，我对他们玩得这么带劲感到惊讶。经常是我打断他们玩球。否则，他们会无休止地玩下去。